“不太清楚，估摸着也得过了正月十五吧，他们家生意不错的,夫妻俩就是汉城人，比别家卖的好吃，就是位置不好找。”
江北搅弄着碗里的馄饨，嘴边噙着笑，用几乎微不可闻的声音说：“我丈夫也是汉城人，他以前常带我过来吃。”
老板娘听见了，她正坐在空桌旁擀着馄饨皮，“怎么没跟着回汉城过年啊？”
“他家里亲戚多，不大方便。”江北咬了一口馄饨，又接着说道：“年初二就回来了，很快的。”
“馄饨皮好了没——”老板娘的丈夫在厨房里头催道。
“来了来了，催什么催。”老板娘胡乱忙活起来，一副紫红色的套袖上沾满了粉尘般的面糊糊。
江北喜欢像这样骗着过，你说他是真忘了，还是故意的，没人能讲得清。上个月他们班班长要统计十五年聚会的人数，他还另外把傻大个的号码给报了上去，回头人一联系，发现是空号，就问他怎么回事，江北说他也不知道，过阵子得空再帮着问问。
稀里糊涂的，自导自演起一场滑稽戏，不熟悉内情的人只当周明还活着，兴许在某个地方活得风生水起，就是不想联系他们这帮没出息的老同学。
阿平的电话又打来了，这回江北没再拒接，他吞了两口馄饨，舌尖被烫到了，嘶着声问：“啥事儿啊？”
“江先生你可算接了，今天是小年，沈总让我把你接到他们家里去，你这会儿在哪儿呢？”
“我不去。”
阿平婉转恳求着：“你别让我为难啊，沈总就交代了这么一件事，他也没跟我说你会不去呐。”
江北直接就把电话给挂了，付过钱，一个人往前边的地铁站走，接连数日的风雪落地成冰，被清洁工用铁锹铲过，马路上只留了层稀薄的冰碴子。
疾风肆虐在脸上，一阵生疼，侧兜的手机又响了，屏幕上显示“沈慕南”。
江北接起电话，“喂。”鼻腔里有股嗡嗡声，像是冻出来的鼻涕泡儿。
“在哪儿？”
江北用纸巾擤了一把鼻涕，嗓子里也嗡嗡作响，“我不去你家。”
男人的声音有几分清冷，倒是没听出任何愠怒，字正腔圆的低音炮自薄唇缓缓溢出，“结婚前总要见家长的，之前不是都说好了嘛。”
江北怔怔地盯着街道看，天冷了，万事万物皆显迟钝，悠哉臃肿的行人，缓慢前移的车辆，还有举头那轮苟延残喘的太阳，像个迟暮的老人，身体里榨尽了最后一点光和热。
“我在松林路这边的地铁站。”江北忽然说。
对于婚姻，对于命运，他差不多快要妥协了，跟冬日的太阳一样，一年四季到头已然耗干了体内的最后一点余热。
“等一会儿，我现在就过去接你。”
男人说的是“我”，这次不是让阿平去接。
江北用脚在地面乱蹭着，左右划弧，人来人往匆匆擦过，他始终是一个人，羽绒服的帽子扣盖住脑袋，围脖裹了半张脸，唯有眼睛露在外边，闪闪灵动。
半晌，一辆劳斯莱斯停在脚边，江北停下脚底的无聊动作，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等你半天了，外头真够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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