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常乐小声说：“我能理解。”
女法医没有看她的听众，她望着前路，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前停下。
潮湿的地面反射水光，看得出这个片区之前下了大雨，现在也说不准之后的天气怎么样，那乌云还在他们头顶上。前面人来人往，与他们无关，行人踩在斑马线上，泥浆打在褪色的牛仔裤上。
女法医说：“口头理解不算真正的理解，我也不需要理解，我只是想，如果有一个机会，我不会再做那样的选择。现在正好有一个机会，我这么说，我这么做，我承认我是个蠢货。我想救那个孩子，不是因为我是她的‘母亲’，原因很复杂，我不想知道，也不愿去想，我只是想做。”
行人走完了，但是红灯还没有变成绿灯，她毫不犹豫地踩了油门。而这知法犯法的行为被前方闪烁的监控器照了下来。
花常乐想提醒她，话到嘴边又吐不出来，他知道，她也知道，事态紧急。这一刻，他倒是希望自己想着岳无缘——只想岳无缘——而不想其他事情。多余的信息让他心乱如麻，他的意识就像头顶欲雨的乌云。
花常乐靠在窗边，对着外面转瞬而逝的商铺和居民楼说了一句：“我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这句话是说给谁听的，也许是别人，也许是他自己。
“我也不知道。”女法医说。说完，她脸上浮现出隐隐的苦笑。
这种尴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他们下车。
他们运气不差，到场的时候正好躲过了交通管制。现在周围的车道都在管制范围内，外圈路况堵得一塌糊涂。事发突然，警方必须减少这里的群众，但是就算他们在努力疏散，现场的人还是很多。
围观的群众被拦在警戒线外面，人挤人，像是要挤出肉渣一样。人质的家属冲在最前面，里面甚至有几个老人，他们哭得声泪俱下，余音都在不安地颤抖。他们的亲人在图书馆里面，但是现在他们连叙述自己痛苦的心态都很难。痛苦像是不透气的塑料膜，包裹着他们的心肺和喉咙，那些绝望的字词被复述了千万次，活像一颗负重的恶性肿瘤。
女法医拖着花常乐挤进去，一边在人潮中前行，一边让花常乐交出证件。到了警戒线的前面，她掏出两人的证件，谎称是来增援的。花常乐心虚了，他不知道方正乂他们有没有调查监控发现他们擅自离职到现场，他害怕对方已经给这边打了电话。
幸运的是，现场执法的警员没有怀疑他们的身份，花常乐松了一口气。
进了管制范围，花常乐才发现往日一丝不苟的女法医竟一头狼藉。但是她没有在意自己的形象问题，走路过程中随手抓了抓头发。
到了前台，她冷静地询问：“现在情况怎么样？谈判人员到了吗？”
在前台站岗的警员说：“还在谈，情况比较复杂，绑匪是一群失业者，他们劫持图书馆的读者就是为了报复社会，他们觉得自己无法活下去也想拉着别人一起死，还要死得惨烈。他们手里还有炸药，先别管他们从哪里弄来这些东西，我们得先确认人质安全。”
女法医问：“好的，谈判人员在什么地方？”
警员指着楼梯，说：“那边。电梯已经停了。”
女法医准备直接上二楼和谈判人员交涉，走到没人的楼梯，花常乐才拉住她。
“你到底想干什么？”花常乐有些慌。
“救人，”女法医说，“我去和那边的谈判人员说一下，让他们通融一下，让我去把那孩子换出来，我是专业法医，劫持我比劫持一个无亲无故的女高中生有价值。他们会同意的，他们会同意的。”
这时候，花常乐明显能感觉到她的手在发抖。
“但是这样有什么意义呢，你先冷静，我们想一下怎么救出他们，我弟弟也在里面。”
她的嘴唇干涩而苍白，憔悴的面容和凌乱的头发夺去了她往日的光彩，但是她的声音像是银色的钢骨架。她说：“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我只是想到……我活了三十多年，而那个孩子还有几个月才成年。”
花常乐也不知道怎么办，只好跟着她上去，他默念着岳无缘的名字。从他上车时候开始，他就失去了回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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