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现在的唐泾川，不管是我还是余医生陶裕宁，或者说一直不肯向我透露治疗内容的那个心理医生，我们所有人都在努力告诉他其实他应该开阔一些，不要把自己封闭起来，但如果他自己对此原本就十分抗拒并且不认同自己不认同世界，那这病，好不了了。
我能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直陪着他。
这就是我的战场。
因为唐泾川的那一个噩梦，我们接连聊了很多，甚至我开始给他编故事，说我以前都做了些什么稀奇古怪的梦。
他听着我说话，有时候没什么表情，有时候也会轻轻笑一下。
我不是医生，我治不了他的病，但至少，我还能说点儿闲话逗他开心哪怕片刻。
我们从正午聊到傍晚，他也偶尔会磕磕绊绊地跟我说说他的噩梦——真正意义上的噩梦和生活里的噩梦。
他说他还是没办法，尤其是这段时间，每天睁开眼就开始害怕。
我问他在怕什么，他说怕活着。
周晓云的死是他糟糕人生的开端，这件事对他的影响太大，以至于成了阴影，笼罩着他，无法走出。
平时倒还好，可是，到了周晓云的忌日，所有关于“失去”的记忆一股脑都涌进来，他自然承受不了。
而偏偏，他这个阶段的人生关键词就是失去和死亡。
我总是想，如果我有个橡皮擦再有一支笔就好了，先把他生命里的这两个词擦掉，然后写上生活和爱。
一整个晚上，我们没怎么睡，就坐在沙发上聊天，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说。
期间唐泾川让我回去休息，我拒绝了。
不是不困，是不敢也不愿意，不想把他自己留在这么一个黑夜里。
第二天一早，唐泾川做好早餐，我们吃饭，吃完之后，我陪着他去看周晓云。
出门前，唐泾川问我：“你不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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