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关白:“……好,好吧。”
当晚九点。
钟关白生气地说:“我不练了!”
陆早秋说:“好。”
钟关白:“我要回家了!”
陆早秋:“嗯。”
钟关白:“我真的回家了!”
他迈着大步走到门边,内心极度挣扎地抬起手去摸门把手。
还没碰到门把手那只手就被握住了。
耳侧被亲吻。
腰被手臂拦住。
带着琴茧的修长手指从身后轻轻抚摸嘴唇。
“阿白,留下来。”
后记:
这篇文章不聊《手指》一文的构思,也不反思什么,就聊聊灵感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让故事变成现在这样,而不是另一个样子。
上个月我读了《读库》的1803期。在第一篇《毕飞宇和他的王家庄》中,毕飞宇说到了童年和少年对一个创作者的影响,由此我开始思考,那些我以为是“灵感让我写出来”的东西,是否从根本上是来自童年与少年,准确地说,是过去的记忆的一角?那些我以为“我选择写了它们”的东西,真的是我选择写的,还是其实我根本没得选?
比如,钟关白小时候偷跑去独奏会,第一次遇见温月安的场景,我在写完全文后发现了这个场景与我童年的联系。
小学时我学钢琴,母亲带我去一家剧院听钢琴独奏会。当时观众席里有很多同样学钢琴的儿童,这些儿童以及他们的家长应该占到全部观众的七成以上。我已记不清当时的演奏曲目,但忘不了现场的吵闹。能记得这样清楚,是因为由于真的太吵,那位外国钢琴家弹到一半,一言不发地愤而离场。今天在国内听音乐会应该已经见不到这样的场景。大约三年前我在国家大剧院听勃兰登堡交响乐团演奏德沃夏克,现场已是另一幅画面。
我现在回顾那个台下坐满了小朋友,钟关白一个人跑上台去的场景,发现它确实来源于我的童年,所以它不是别的样子,它就会有找了托的司仪,有兴奋发表自己看法的小朋友,它就是现在文中的样子。
当然这个场景里还有一个温柔耐心的温月安。他是至少三个人的集合。其中一个人我没有见过,仅仅在我少年时期一位朋友的口中出现过,这个人是我朋友的钢琴老师,小时候因为一场事故截肢。我朋友这样描述她的钢琴老师:他温和,博学,风格很高,是她见过最绅士的长辈。在我的少年时期,绅士还没有其他意味,只为表达崇敬与仰慕。
关于温月安的外貌和气质,来源于另一个人。大约在五、六年前,我在长沙的桃花岭看见了一位坐轮椅的老人,由一个年轻人推着。那时候正是春天,岭中水流清澈,满山的花都开了。那位老人穿一件像厚长袍的对襟布衣,头发全白了,梳得整整齐齐,举止之优雅,面容之淡然,令人折服。我从没见过眼神那样澄澈的老人,当时就想,真像民国旧照里的美人,今日出门,想必也是来赏花,可惜不如我运气好,花外还赏了人。
第三个人,是我的一位老师。付诸笔端的师生情,多半源于这位老师,在此不多提。
人物也不是全有原型。有读者朋友说,感觉到我,即作者本人是一个钟关白和陆应如的结合体。还有两个朋友,一个明示,一个暗示,双双表示文中对音乐的追求,其实是作者对自身写作追求(或者说,一切创作)的一个隐喻。应该说,我没有钟关白的天赋,也没有陆应如的能力,钟关白的笨拙还是有一点。
一个作者在写一个东西的时候,常常不是为了写它,这很普遍。将音乐作为载体,很大一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喜欢,写这一篇文给了我花时间去听音乐会、逛音乐家博物馆、看古典乐相关书籍以及练琴的借口,因为喜欢好像不是正当理由,写作当然是正当理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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