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他明白，他需要有个退路。
“澳洲就不会排斥华人吗？要香港人都拥到澳洲去？”你问。
“这就是我想同你讨论的。”
“不了解澳洲，我住在巴黎，”你说。
“那法国怎样？”他眼盯住你问。
“哪里都有种族主义，法国当然也免不了，”你说。
“华人在西方也很难啊……”他拿起还有半杯橙汁的杯子，随後又放下。
“你有些触动，说他既然家小都土生土长在这里，生意在香港看来还能做下去，当然不妨备个後路。
“他说他很荣幸你肯赏光同他吃这麽顿便饭，文如其人，这麽坦诚。
“你说坦诚的是他，中国人都活在面具下，摘下面具很不容易。
“也因为彼此没有利害关系，才能成为朋友。”
“他说得这麽透彻，显然也看透了人世沧桑。
“你下午三点还有个记者要采访，约好在湾仔那边的一个咖啡厅，他说他可以送你去。你说他也忙，不用客气。他说你甚麽时候再来香港尽可找他。你谢谢他的好意，说这恐怕是你在香港的最後一个戏，日後总有机会再见，但愿不是在澳洲。他连忙说不不，他到巴黎去一定看你。你便留下你的地址和电话，他也即刻把他的随身手提电话的号码写在名片上给你！说你有甚么事要帮忙的，可以给他打电话，希望有机会再见。
“记者是”位戴眼镜的小姐。你一进咖啡厅，她便从大玻璃窗前临海的座位上站起，向你招手。她摘下眼镜，说：”我平时不戴眼镜，只见过你报上的照片，怕认不出来。”
“她把眼镜装进提包，又拿出个小录音机，问：”可不可以录音？”
“你说你没有任何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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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采访务求引言准确，”她说，”可香港不少记者都信手编写，有时候弄得大陆的作家很生气，甚至要求更正。我当然理解他们的处境，你不同，虽然也是大陆出来的，这我知道。”
“没有领导。”你笑了笑。
“她说她的主编倒还好，一般不会动她的稿件，她怎麽写就怎么发，她可受不了约束。九七之後，又是九七，要是实在做不下去，她可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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