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住！”有人大声吼叫着，对天放了一枪，“不许乱动。”
巴比特像被刀拦腰斩断了似的猛地伏在了地上。
司马粮不知从哪里钻出来，他的左耳上破了一个洞，粘稠的血糊在了他的腮上、头发上、脖子上。他把我拖起来，用僵硬的手，熟练地摸遍我的四肢。“小舅，你好好的，胳膊在、腿也在。”他说。他弯着腰，掀下了压在六姐身上的尸首，把六姐扶起来。六姐那件高领白裙上血迹斑斑。
冒着乱箭般的急雨，我们被赶进了风磨房，这是镇上最高大的建筑物，如今变成了临时囚牢。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们有很多机会逃跑。因为急雨很快把十七团的民夫队手中的火把浇灭。十七团的士兵同样被冰凉的雨鞭打得睁不开眼睛，他们跌跌撞撞，自身难顾。在队伍前边，只有两根黄色的手电光芒引导。但竟然没有人逃跑。俘虏者和被俘虏者同样狼狈。临近风磨房破烂的大门时，十七团的士兵比我们还要踊跃地冲了进去。
风磨房在急雨中打哆嗦，借着闪电的蓝光我看到，屋顶铁皮的接缝处，水像瀑布一样漏下来。探出去的铁皮屋檐，一道明亮的激流奔涌而下，门前的泄水沟里，灰白的水一直漫到了街道上。从打谷场至风磨房的艰难跋涉中，我与六姐和司马粮失散了。我的面前，是一个披黑雨衣的十七团士兵，他有两片遮不住牙齿的短唇，黄色的牙齿和紫色的牙床暴露无遗。他的灰白的眼珠子蒙着一层云雾。闪电灭亡之后，他在黑暗中打着响亮的喷嚏，一股烟草混合着萝卜的气味，喷在了我的脸上。我的鼻子又酸又痒。黑暗中，喷嚏声响成一片。我想寻找六姐和司马粮，但我不敢喊叫，只能借着短暂的电火，在震撼灵魂的雷声里，嗅着燃烧硫磺一样的雷电的气味，抓紧时间寻找。我看到，在小个子士兵背后，是磕头虫面黄肌瘦的脸。他像—个从坟墓里钻出来的窈窕活鬼。黄脸变紫，头发像两块毡片，绸褂子粘在身上，脖子更长，喉结像一只鸡蛋，胸膛上肋骨凸现。他的眼睛像墓地里的磷火。
临近黎明时，雨势减小，铁皮屋顶上混乱的轰鸣被有空隙的噼啪声代替，闪电少了些，颜色也由可怕的蓝光和绿光变成了温暖的黄光和白光。雷声渐远，风从东北方向吹来，屋顶上的铁皮哐哐地响着，铁皮裂缝处，积水哗哗地泻下来。寒风刺骨，浑身僵硬，人们不分敌我，挤在一起。女人和孩子在暗中啼哭。我感到大腿间那些鸡儿蛋儿，紧紧收缩上去，牵扯得小肠痛疼。小肠又牵扯着胃，满腹冰冷，凝成一团冰。如果这时候有人想离开风磨房，没有人会阻拦，但没人离开。
后来，大门外有人来了。我在麻木不仁的状态中，背倚着不知道是谁的屁段，那人同样也倚着我。门外响起呼呼隆隆的蹚水声，接着出现了几团飘飘摇摇的黄光。几个全身裹在雨衣里，只露着脸的人站在大门口，对屋里喊：“十七团的人，赶快出来站队，归还建制。”喊话的人嗓音沙哑，但这沙哑并非他的本来声音，他的声音原本是洪亮的、富有煽动性的。我一眼就认出了，那藏在雨衣帽子里的，是原爆炸大队队长兼政委鲁立人的脸。关于他率部升级进了独立纵队的消息，早在春天里就传进过我的耳朵，现在终于出现在眼前。
“快点，”鲁立人说，“各连都已号好了房子，同志们立即回去烫脚喝姜汤。”
十七团的士兵拥拥挤挤地撤出风磨房。他们在流水光光的街道上排成几队，几个干部模样的人，举着风雨灯，杂七拉八地喊着：“三连的跟我走！七连的跟我来！团直的跟我走！”
士兵们跟着马灯踢踢沓沓地走了。十几个穿着大蓑衣的士兵抱着汤姆式过来。带班的举手报告：“报告团长，警卫连一排前来看守俘虏。”鲁立人举手还礼，道：“严格看守，不让一个人跑掉，天亮后清点俘虏。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笑着对黑暗中的磨房说，“我的老朋友司马库也在里边。”
“操你老祖宗！”司马库在一盘大石磨的背后大骂起来：“蒋立人你这个卑鄙小人，老子在这里！”
鲁立人笑道：“天亮后咱们再见！”
鲁立人匆匆地走了。那个大个子警卫排长站在灯光里，对着磨房里说：“我知道，有的人身上还藏着短枪，我在明处，你在暗处，你一枪就能打倒我。但我劝你不要动开枪的念头，因为你一开枪，只能打倒我一个，可是——他对着身后怀抱汤姆枪的十几个士兵挥挥手——我们十几梭子打进去，倒下的就不止一个了。我们优待俘虏，天亮就甄别，愿意参加我们的队伍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的，发路费回家。”
磨房里没人吭声，只有哗哗的水声。排长指挥士兵，拉上了腐烂变形的大门。马灯的黄光，从大门上的窟窿里射进来，照在儿张浮肿的脸上。
十七团士兵撤出后，磨房里有了间隙。我摸索着，向着刚才司马库发声的地方挤去。我碰到了几条打着哆嗦的滚烫的腿，听到了很多抑扬顿挫的呻吟。这座庞大的风磨房，是司马库与他的哥哥司马亭的杰作，磨房建成后，没有磨出一袋面，风车的长，使我不寒而栗。每盘石磨的中央，都凿了一个圆洞，圆洞里栽进去一根笔直的、碗口粗的杉木，杉木从铁皮屋顶上穿出去，杉木的顶端，便是那些巨大的装着叶片的风轮。按照司马库和司马亭的设想：只要有风，叶片必转，叶片转风轮也转，风轮转杉木杆子随着转，杉木杆子一转石磨自然也随着转。但事实却粉碎了司马兄弟的奇思妙想。我绕过石磨去寻找司马粮，看到几匹老鼠沿着杉木杆子飞快地爬上爬下，磨顶上蹲着一个人，眼睛放光，我知道他是司马粮。他伸出冰凉的小爪子拉住了我的手。在他的帮助下，我踩着磨边上的木把儿，爬上磨盘顶。磨顶上湿漉漉的，磨眼儿里汪着灰白的水。
“小舅，你还记得那匹白老鼠吗？”他神秘地问我。我在黑暗中点着头。“它在这里，”他低声说，“我想剥了它的皮，让姥姥缝个护耳。一道疲乏无力的闪电在遥远的南方抖擞着，磨房里展开一层稀薄的光芒。我看到他手里握着那只死老鼠。它身上湿漉漉的，细长的尾巴令人恶心地下垂着。“扔了它。”我厌恶地说。“为什么？为什么要我扔了它？”他不满地问。“恶心，难道你不恶心吗？”我说。他沉默着。我听到死老鼠掉到磨眼里的声响。“小舅，你说，他们会把我们怎么样？”他忧虑地问。是啊，他们会把我们怎么样呢？门外，哨兵们换岗了，街上，哗啦啦一片水响。换岗的士兵像马一样打着响鼻，一个兵说；“真冷，这哪里像八月里的气候！是不是要结冰了？”“扯淡！”另一个兵说。
“小舅，你想家吗？”司马粮问。一阵难忍的鼻酸。热乎乎的炕头，母亲的温暖怀抱，大哑二哑的夜游，灶台上的蟋蟀，甘美的羊奶，母亲格巴格巴响着的骨节和沉重的咳嗽，大姐在院子里的痴笑，夜猫子柔软的羽毛，家蛇在囤后捉老鼠……家，叫我如何不想你。我费力地抽着堵塞的鼻孔。“小舅，咱俩跑吧。”他说。“门口有兵，怎么跑？”我小声问。他抓着我的胳膊，说：“你看这杉木杆子。”他把我的手拉到直通屋顶的杉木杆子上。杉木杆子水淋淋的。他说；“我们顺杆爬上去，顶开铁皮，就钻出去了。”我忧虑地说：“爬上去怎么办？”“跳下去呀！”他说，“跳下去我们就可以回家了。”我想象着站在生满铁锈、哐哐作响的铁皮屋顶上的情景，腿肚子不由地哆嗦起来。“那么高……”我嗫嚅着，“跳下去会把腿摔断的。”他说：“没事，小舅，我保你没事，春天里我就从这屋顶上跳下去过，屋檐下是一片丁香树，树枝软得像弹簧一样。”我望着杉木柱子与屋顶铁皮的接合处，那里透下了一圈灰色的光线，明亮的水沿着杉木，一片片地渗下来。“小舅，天就要亮了，上吧。”他焦急地催促我。我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我先上去，把铁皮顶开。”他老练地拍拍我的肩膀，说，“让我踩一下。”他双手抱住水滑的柱子，身体往上一耸，双脚便踩在了我的肩膀上。“站起来，”他催促我，“站起来呀！”我双手扶着杉木柱子，哆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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