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自己也说你的大多数弟子和追随者都是医生,我已有所风闻,说他们在外行分析的问题上同你的观点远不是完全一致的。毫无疑问,我可以设想,你的弟子们同意你对于充分准备等等的要求,但是他们认为不让外行从事分析是完全有道理的。事实是这样吗?如果是的,你又作何解释呢?“
我看得出来你的消息很灵通。
是的,事实就是这样。
确实,有相当一部分我的医界同行——但不是全部——都不同意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们赞成医生享有用分析法治疗神经病患者的专利权。
这可以使你看到,即使在我们的阵营内观点分歧也是允许存在的。
我所采取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在外行分析问题上的矛盾并不影响我们的全面理解。我怎么能向你解释我的这些弟子的态度呢?
我也知道得不确切;我想这一定是职业感所起的作用。
他们的发展途径跟我的不一样,把他们从同行中孤立出来仍然会使他们感到难受,他们希望被“本行业”承认为拥有完全的权利,而且为了换得这种宽容而愿意在重要性不明显的问题上作出牺牲。
当然事实也可能不是这样;说他们是出于互争高下的动机,不但等于是指责他们的情趣低下,而且也等于是认为他们目光短浅。
他们始终乐意介绍别的医生来从事分析,而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说,他们想必是根本不会计较究竟是和医界同行还是同外行共占上门求医的患者的。但是很可能还有另一种因素在起作用。我的这些弟子也许是受到了某些保证使医生在分析实践中优越于外行的因素的影响。
“保证使他优越?对了,我们总算说到点子上了。看来你终于承认这种优越性了?这样一来,问题就能解决了。”
要我承认这一点并不难。
由此你也可能看到,我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充满偏见。
我迟迟不提这些事,是因为这些事的讨论又必须再次涉及到理论的考虑。
“现在你有什么想法?”
首先想到的是诊断问题。当我们要对一位患有所谓神经性疾病的患者进行分析时,我们总会希望事先确定——当然是尽可能确定——这位患者适合这样的治疗,亦即这种疗法能对他产生疗效,但是这种情况只适用于真正的神经症患者。
“照我看来,这是可以从患者诉说的情况,也就是症状中识别的。”
正是在这里会出现新的复杂情况。这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确定无疑地识别的。患者可能会表现一些神经症的表面现象,但实际上并不是神经症的症状——而是某种不可治愈的精神疾病的开端,或大脑中某个破坏过程的初步表现。
这一区分工作——亦即鉴别诊断——并不总是很容易的。也许不是在每一个阶段都可以立刻完成的。这样一种决断的责任当然只能由医生承担。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一任务对医生说来并不总是轻而易举的。一种疾病有可能在相当长时间内一直表现出良性的假象,直到最后才终于暴露出其恶性的特征。
确实,变得精神错乱是神经症患者通常的恐惧之一。不过,要是一个医生在诊治这种病症时犯了一段时间的错误,或者一时确定不了如何诊治,这并不会导致任何危害,也不会产生什么不必要的麻烦。
事实上,作分析法治疗病症也不会带来任何害处,虽然到头来会证实这是不必要的浪费。当然,肯定会有相当多的人把不幸的结果归咎于分析疗法。这无疑是不公正的。但这种情况毕竟应该避免。
“但是这话听起来叫人失望。
它从根本上摧毁了你对我讲的关于神经症的本质和起源的那些内容。“
根本不是。
这仅仅是再次证实了这个事实:神经症患者使得任何涉及到的人——包括分析者在内——都感到讨厌和窘迫。不过,要是我用更正确的措辞来阐述我的新见解,也许能澄清你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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