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才打消了这个念头，等待组织处理。如果处理，陈仁辛也会把责任担过去的，这从陈仁辛的话语和为人中他已深深感觉出来了。昨天开会时市政法委的柳新桐书记还专门与他说了这件事，说陈仁辛把一切责任担了过去。如果要处分人，也就处分他一个人，绝不能处分常富波和刑庭的人。柳书记还说了一句：小常你真应该庆幸有这么一个敢担责任的院长，而且是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不容易啊！现在，听到有人为跑人的事在到处告状，硬要与他过不去，常富波心头的火一下子冒了出来，他认为这个告状的人是有用心的，而且他脑海里闪现了这个告状人就是高新民。所以，他几次想冲口说出，请求陈仁辛跟市委提出将高新民挪挪地方，但他没有说出来，如果此时一说出来，反倒让陈仁辛把他看扁了，认为自己心中容不下与自己有意见的人。现在出了这么一件大事，作为主管院长的他，怎么也脱不了干系，如果这事在高新民身上，他说不定也会告他一状哩。想到这里他不禁笑了一下，如果一旦当了院长，坚决不让高新民走，要把他留下来，好好与他较量较量，看到底谁是真正的英雄。
“小常，这件事你也别往心里去，轮到谁也会这么做的，如果我与你竞争院长这个位子时，你有了这个口实，我也一定会抓住不放的。”陈仁辛说到这里笑了，“你看我是不是很小人呢？”他见常富波摇摇头，又继续说：“你与新民一定要搞好关系，内部绝不能闹原则性矛盾，有矛盾并不可怕，但绝不能因矛盾影响法院工作，如果院长之间闹矛盾，干警们会怎么看？我知道你在猜测这个写告状信的人是谁，你也不用去猜测了。昨天秦书记一说我就猜测是新民，晚上我打电话问了新民，新民开始不承认，在我严厉批评下他承认了。我说，你写告状信并不是一件坏事嘛，共产党员光明磊落，既然敢写，又为什么不敢承认呢？你写的也是事实，并没有添油加醋嘛，后来他才承认是他所为，我见他承认了，又说了他几句，我说新民啊，你是怕出的乱子不大呀是不是？现在出了这么大的事，我们已经按程序向领导们作了汇报，你干吗还要写匿名告状信呀？简直是胡闹！你干脆到德沙日报、人民日报、人民法院报上去刊登一篇消息，就说德沙中院陈仁辛、常富波放走了一名正在开庭的被告人。新民见我发火了，又跑到我家里解释。我让他作了解释，然后又说了他一通。我说新民，我现在开诚布公地告诉你，我庆幸自己把好了最后一道关。他望着我，等待我的下文，我没有说，也不想说。”
常富波心潮澎湃，他为自己心中的那点私欲再次感到惭愧，这样光明磊落的院长怎么会与蒋红兵有瓜葛哩，自己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他在等待陈仁辛说那句话，他一定会说出：我庆幸自己把好了最后一道关，没有把你高新民推荐为党组副书记、德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候选人。
陈仁辛停顿了一下后说道：“我心里要说的那句话是我没有把你高新民推荐为院长候选人，但这句话我没有说出来，我要他回去好好想想。”
常富波很想起身走过去握着陈仁辛的双手，说一些感激的话，但此时，他认为说什么都是多余的。
“小常，你今天是不是为这件事而来的？”陈仁辛知道常富波心里一定很激动，毕竟有人替他担了责任，并且为他说了话，现在在这个社会，还有多少人会为他人这样去担责任，去说话呢。
“陈院长，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汇报。”常富波又为自己的片刻迟疑和一点小聪明而感到庆幸，因为自己的迟疑，让陈仁辛说了这么多发自肺腑的话。
“什么事？”陈仁辛走过来，坐在他旁边。
梅雨媚昨天晚上把有关情况电话报告给了他，他认为没有必要再将这件事瞒着陈仁辛了。常富波电话中说了，要将这件事向陈仁辛院长报告，梅雨媚当即表示反对，她认为陈仁辛肯定与蒋红兵有牵连，她希望在听取蒋红兵的全部陈述后再作决定。常富波说这件事太重大了，必须向陈院长报告，梅雨媚见他固执己见，冲着他发了几句牢骚：我知道你胆怯了，如果一旦蒋案牵扯到陈，你会选择逃避，你会推卸责任，说到底，你是不想承担责任。我看你是白当了这个中级法院副院长，这么一点责任都不敢承担，谁让你当院长真瞎了眼睛，跟你这样的院长干事真没劲。我还把你当成正义的化身，也是瞎了眼睛，早知如此，我怎么也不跟你汇报了，怪不得这次跑了人，你躲得远远的，要么把责任推给承办人，要么推给陈仁辛，你是保乌纱帽。常富波本来想跟她解释一下，但她已将电话挂了，他打过去，刚通她又挂了，所以早上一上班他就一直在犹豫给不给陈仁辛汇报。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点燃一支烟，看这支烟熄不熄灭，中途烟灰落不落下来，如果灭了，或者烟灰中途落了，他就不汇报了，不灭不落他就去汇报。
常富波将蒋红兵案前前后后的事都说了，也说了梅雨媚和他的担心，担心他会与蒋红兵有牵连。
陈仁辛听后，不禁笑了，他的思想很复杂，如果蒋红兵背后真的有什么，那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他不敢想像，如果蒋不说，什么也没有，一旦说出来，又会是一个惊天大案，怎么办？深入下去？还是就案审案？
常富波见陈仁辛笑了之后，又陷入了沉思之中，也不知他心里在想些什么。看他那样子，似乎与蒋无关。当然他希望陈仁辛与蒋无牵连，这样，如果能得到他的一臂之力，这个案子就很好审理了，可以为自己即将走马上任树立一个清正廉明的形象，如果一旦出现了什么疏漏，也还有陈仁辛为自己抵挡一阵。
“说我与他没有关联说不过去，我与蒋红兵是老乡，记得为他的一个什么房地产的案子，他通过望阳县的王县长找过我，王县长到德沙后，到我办公室说邀几个老乡聚聚，我说父母官来了，哪里有让父母官请客的道理，我要请他，他坚决不肯，见王县长说得恳切，我便答应了，这次由他做东，下次由我做东。记得是到湘沅酒楼吃饭，我去时，有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长、司法局的一位副局长，已坐在包房内聊天。我刚坐下，市委的一位领导和市政府的一位领导也到了，最后进来的是蒋红兵，我是第一次与蒋红兵吃饭，但他的名字早就知道，我一看都是老乡，认为是老乡聚会，也就没当一回事。第二天上午，王县长打电话给我，说蒋有一桩官司在中院，请求关照，我说你可以找一下分管民商审判的高院长，并把新民的手机、办公室的电话告诉给了他，我还说会跟新民讲一下。后来找新民时，才知道王县长和蒋红兵早找过新民。见如此，我也就没再管这案子了。我记得后来我儿子在望阳结婚时，蒋红兵好像去吃过酒，他与王县长一同去的，送了多少人情我要问儿子，儿子结婚时，我刚好到北京参加院长会，没有去，你等一下，我打电话问问儿子。”陈仁辛起身给儿子打电话去了。
“小波，你结婚时王县长和蒋红兵好像去过，上了多少礼？”
“爸，你问这个干什么？”
“你回答我！”陈仁辛见儿子不愿讲，有点火了，声音很严厉。
“我记得是蒋红兵给我的，给了两个红包，说是他和王县长各一个。”
“是多少？你怎么不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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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一万。”
“什么？你马上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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