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是坐地铁上班去的，从娘家出发，到公司需要坐七站地，中间还需要转换一次。
转换的时候，我遇到了张总。
他站在交叉口，左看右看，很明显是第一次换乘。
我走过去，叫住他，他回头，松了口气，说：“碰到你就好了，我正不知道从哪里走。”
我们一起走了左边的路，我不言，他不语，直到排在等候地铁的队伍里，他才问我是不是春节过的太累了。
我说：“过节好像就是为了当散财童子吧，一年的辛苦钱，花在七天里，还要支付体力当利息。”
他说：“是啊，花钱受累，不知道图什么。”
我见他也是一脸疲倦，问道：“您春节怎么过的？”
他说，和父母吃了一顿饭，又和前妻的父母吃了一顿饭，剩下的时间都在忙工作。
我说，张总，您可真是运筹帷幄。
他说，他不是运筹帷幄，他只是有忧患意识。
我问什么叫忧患意识，在和谐社会，用得着忧患么？
他说，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国家，人都要有忧患意识，爬得越高，忧患的东西越多。他还说，很多人在他这个位置已经放松了精神，以为名利双收一辈子衣食无忧，但其实灾难和意外往往就发生在你最最志得意满的下一秒，一棍子把你打回原形，一次拿走你的全部本钱，不给你防备和反击的时间，甚至是再爬起来的机会。
我说，这样活着太累了，您准备忧患一辈子么？
他说，不知道是不是一辈子，但会忧患到决定不再忧患的那一天。
张总的话让我想到了黎先生，在张总忧患实多的七天里，黎先生都在干什么？被亲戚折磨的精力憔悴，被父母的病情吓得面无血色，又利用最后一点时间和我吵了一架。
这七天真是紧锣密鼓，让我们连喘口气都觉得奢侈。
忧患，我们只忧患婚姻。
第一天上班，我以为会风平浪静，因为家在外地的同事都没有返回，三五个北京户口的懒懒散散，闲磕牙，闲聊天，抽空给客户打电话，互问春节是否愉快，尽管大家心里都有数，春节过得真正愉快的人，也许只有十八岁以下还在拿压岁钱的祖国花朵。
为了应验了张总说的“忧患论”，在我最无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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