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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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城证券交易所开盘后,立即聚拢了不少人的目光,丽萍对股票的研究更是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挖空了心思要做我们县的杨百万。

        不愧是具有高学历的知识分子!她设计了一套假想试验:虚拟地选购股票,与现实作比较。渐渐地,由赔多赚少至赚多赔少至屡选屡中,便跃跃欲试了。

        不过,她此时还懂得谨慎,先是一万一万地投入,竟是有赚有赔,一个月也有不少的收入。

        勿需说欲望往往就是在这样一点儿一点儿的诱惑中被逐步地激发了出来和她被欲望勾引的显然已放纵了侥幸的“由先期定时抽取本金到后来本利一锅赶”的做法,单说欲望居然能根治她“干啥啥没劲”的无聊病,她明显精神起来,虽说这种精神因为过分地关注而总透着莫名其妙的因担忧而形成的憔悴,但不能否认连房事都变得频繁与疯狂的代表着激情和兴奋的事实。最后的那次,我们正行着房事,她猛然间把我从身上推了下来,抓起电话大喊着“本地肥料”。

        “男女行房事能够给人带来秽气”的这句在商人中间广为流传的谶语最终得到了验证:她孤独一掷的投入被死死地套牢了!

        不必去啰嗦她后来“凡出行或做决定前无论如何迫切地想也决不行房事”的忌讳,只说股票一路狂跌,在她无可奈何急汗如雨的等待中,不仅所有赚来的钱化为乌有,还拖欠了几十万的债。

        打击,翻天覆地的打击!虽有我百般地宽慰,敢说敢干的她,却依然拿得起放不下:这些钱当中,有王维挪用的公款,或许因为意外地占了她的便宜非分之想未断而欲壑难填,或许可以把他想得再高尚一点儿,暂如他自己所说,他是她的铁杆粉丝,无论怎样,他居然敢这么干!而且另有一点儿也是可以肯定的,他按百分之五十的比例收取了炒股的利润,虽然这些利润也是现在已不值一文的股票。或许只是为了说得好听点儿,他原来就直接参与了炒股,丽萍的那个垃圾消息就来自于他也说不定。无论我怎样猜测,丽萍就是一句话不说。

        倒是王维火烧火燎起来,似是意识到了什么,或者干脆地说,他已经知道了什么,一天急似一天地催讨着根本已不存在的款项,象我们要赖账不还似地。活该,急也没用,因为实在别无他法。

        几天后,他父亲调离了我们乡,他的事儿被不容情面地揭了出来,只有背着处分灰溜溜地离开了乡中心初级中学。据说,即便这样,也没少了他父亲的暗中操作,原该进大狱的。

        报应!虽又欠下了饥荒,我却莫名的兴奋,兴奋中又掺杂着不解恨似的不足,嘴里便不顾一切地说出了这两个字。——我竟成了如此睚眦必报的小人?作为补偿,或者说,只对丽萍,我义无反顾地与丽萍一起东借西凑地终于还清了他的饥荒——他欠我的,我决不欠他的!真的如是想。至于饥荒,便认命吧。张半仙常说,有的人命中克财,注定要一辈子背着饥荒过活。或许我就是这样的人?

        王维事件后,校领导班子做了大面积调整,我的一位小学同学从外乡调来做校长。在丽萍的怂恿下,我拎着两瓶茅台去拜访了他,他热情地接待了我,虽然经过了坚决地推辞却还是接受了我的礼物。因此,我的那些不堪的表现才没有影响到他给我平反的决心,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或许也真的恰如他所说,我本就没错!

        我被调到校教务处做主任兼代初三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丽萍则继续她的教研。问题是,经过一番折腾,我居然得了丽萍曾经的“无聊病”——似乎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无精打采,无所事事,再也找不回原来的激情。

        到过年的时候,校长回访了我,他送给我两瓶比茅台还要贵的五粮液,也算是还了我的一份人情。

        我的心似是动了一下,莫非竟会为了这点儿小事儿?就这点儿出息,真是死狗肉上不了大席面。还是丽萍说的好。她不仅会说,还能做。

        (三)

        更新时间200983019:50:12字数:4955

        经营家说,按照现在农民的生活标准来计算,我父亲赚的钱到我孙子那辈怕也花不完,所以,对我而言,赚钱早已超出了谋生的界限,但父亲却还是让我尝到了赚钱的艰辛,他说,路必须要自己走过,如此才踏实。

        赚钱确非易事,除了自身因素之外,外部环境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工商、税务、环保、卫生、公安、银行哪一家不是大爷?稍不留意,随意的一次检查都足以让你头疼不已。

        不是我非要违法,有些事情实在迫不得已,譬如卫生,中国人就这邪性,严格按要求做了,他反嫌你邪性不肯来,如了他的意吧,又肯定不顶查,真是没办法。实在没办法,就只能伺候爷。

        就那么一次,卫生的一个普通职员到兴高酒楼请客,按照我们内部不成文的规定,他只是我们应该给予照顾的那种。

        要挣钱,当然也不在乎他们个人这俩钱,不说他们给予的照顾,单是他们公家掏钱的时候和他们总能给拉来的客户,就足以你只赚不赔。而且,说实话,除了他们这一类,当时一般老百姓到饭店吃饭的终究还是少数。但他们人数实在太多,全都照顾,肯定照顾不了,我不能总是土地爷贩山枣——白赚买卖人吧。所以,便按照职务和他们的实际用途做了划分。

        对于象他这种,我们当然也不敢怠慢,适当优惠的价格配之以最优质的服务,原就含了找平的意思。偏他酒醉饭饱之后,念着或许曾经给予的照顾,再与曾经死皮赖脸讨到了照顾自要炫耀一番与己同类的某位一比,感到委屈便嫌这嫌那,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竟与服务人员吵了起来。因我不在,服务员一怒之下举报了他。

        事后,我自是再三地说明澄清致歉,他还是受到了严厉地处分,作为回应,卫生对酒楼的突击检查明显多了起来,连我不讲道理地辞退了本无过错的举报他的服务员都不行,直到我在县报上公开道歉并交纳了一万元的赞助费才算了事,但关系仍然不冷不热。

        这时候,村文书做了支书,我做出了一个他巴不得的决定——以我必须作陪为条件,承包我们村的应酬接待任务。

        千万别小瞧了村这一级的应酬,虽然规格不高,却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凡叫做上级的不论党委政府还是部门站所,只要来了人,若有需要,必要管饭。这是支书的规定。他说,没有办法,谁叫咱们是下级来?

        我说,独咱们没有下级,不对,也有,还有小小老百姓。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调笑道,连你也成了官了,酒官!他笑得很勉强,那一刻,我却觉得独他这勉强的笑最是好看。只听他又庄重地说道,这不光是个能不能吃罪得起的问题,还有面子,再就是,你知道哪块云彩能下雨?所以,都一定要伺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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