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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是七年前的事了，据父母回忆，他当时身无分文，因为他身上仅有的十元钱也被母亲因担心他经常乱花钱而没收了。
按照当地农村找孩子的经验，家人找遍了附近所有的湾河沟塘后，未见踪影便向乡公安派出所报了案，报了案也没消息。
就在父母对自己的傻儿子不再抱有幻想的时候，他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字迹潦草而且不明不白，家人顺着邮址赶去寻找，早已人去楼空，至此再无音讯。
他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找到了丽萍。他一米八十以上的个子，小腹有些隆起，身上的名牌西装略显紧张，恰把白衬衣适宜地露出来以显示主人的干净利落。
他对我这个素未谋面的妹夫热情了得，刚一见面就紧紧地握住了我的双手，攥得我叫出了声才肯松开了手，尴尬地嘿嘿笑着。
父母闻讯赶来了，自是喜极相拥而泣。没过多久，我女儿放学回来了，由于面生，她恐惧地盯着他直往外婆的身后躲，他确是逗孩子的高手，也不知用了什么招法，只一会儿的功夫，女儿便没大没小地与之嬉闹起来，嬉闹声不绝于耳。
他是这个团体的中心，中心离开了，所有的寒暄和热情才告一段落，尽管这些寒暄和热情似乎还刚刚开始，或许他就是这样的人，不过，倒给我提供了认真打量他的机会：
大鼻子，小眼睛，两片厚嘴唇象两块肥肉似地向外倒翻着；头顶秃得厉害，四周的长发便故意收拢在在头边，象密密麻麻盘着一圈圈铁丝网；如果再要仔细看，尽管他西装革履，嘴角偶尔地还会翘起一丝牛气，却总给人轻浮、虚华、不够踏实的感觉。
到底大舅哥是否象外界传言的那样发了大财，没有人能说清楚，因为他似对自己这七年的经历忌讳莫深，不仅从不主动提及，即使有人提及，哪怕是自己的家人，他也从不去说，只一笑了之。
说他发财的理由大致有三：一、帮我和丽萍还清了饥荒；二、没动父母一分钱，自己开了茶店；三、出手阔绰，从不与人计较金钱上的得失，而且常说，钱这东西只有在花的时候才叫钱，存到银行或放到家里不动都只能叫废纸。
虽然我们勿需过多地去说这些猜测，却必是因为这些猜测才有不少人上门提亲——当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且不说相貌上的寒碜，单是话一急就结巴得说不出来这一点儿，就足以让他没有任何挑选的余地。而他却自视甚高，非要找一个象他妹妹那样的硕士生不可。谁都知道，这无异于痴人说梦。但他愣是不肯自降门槛，父母虽心焦如焚却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儿。
再去看他的经营：他并没有太高的追求，或许他压根儿就不是搞经营的料——除了“重诚信，凡答应了人家的事必想方设法去做好”之外，只一味地低价，不仅利润太薄，而且遭到了茶商的联合排挤。对于排挤，他竟能做到不以为意，似乎与他毫无关联。
那阵子，我们这地方盛传花茶能治病，花茶便脱销，茶商们自要抢进花茶。这位茶商，常怪大舅哥的低价影响了他的生意，便借故请大舅哥，席间却痛哭流涕谎称老母病重向大舅哥借钱，大舅哥平日里最孝，更见不得人哭，毫不迟疑地便把自己准备进花茶的钱全部借给了茶商，茶商则利用大舅哥的钱狠狠实实地进满了花茶。之后不久，花茶能治病的谣传不攻自破了，花茶的价格狂跌。
关于借钱茶商的伎俩，也不能说大舅哥完全不了解，但他却宁肯相信他的话，在他看来，人都是好的，所谓的坏人不过是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去想的，没有骨子里的坏人，既然人家话能说到那个份儿上必有难处，谁没有个难处呢？所以，当借钱茶商再次找到他要求以茶抵款时，他二话没说就以原价吃进了茶商积压的全部花茶。
岂料交接手续刚刚办完，关于花茶能够美容保健甚至抗癌的传言又盛了起来，花茶价格随之暴涨，大舅哥着实发了一笔，而茶商则只有空自慨叹命中无财的份儿了。
有了这笔钱后，大舅哥好吃懒做的原相毕露了，终日里与酒为伍，一天当中真正清醒的时间总共算起来绝不会超过四个小时。
生意上的事就这样，稍有疏忽，很快就出现了大幅滑坡，而且他显然再也没能遇上那样的幸运。只过了不长的时间，他就开始经常三头五百地找我借钱，足以证明他手里头的资金已捉襟见肘起来。
为此，丽萍大为恼火，再三叮嘱我要把账记好，发誓说还清了他的饥荒后再不理他。
说不理他，毕竟还是亲兄妹，便总设法要帮他。岂料他大为光火，说什么他最烦“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那一套，竟毫不领情。
如此下去，他已不得不辞退店里的伙计来维持了，据说，辞退店里伙计那天，他照旧醉了酒，因醉酒无法与伙计结账，逼得几个伙计只好搬走两厢茶悠地不知所云，连一向节俭的岳父母对于八万元一桌的酒席都没有感觉到贵，直呼“好吃”，待清醒过来竟自是心疼得三天没能吃下饭，似乎一定要节省回来才肯罢休。
婚后，大舅哥戒了酒，开始认真打理他的茶店，而阿芳则终日足不出户，潜心钻研她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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