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年龄层次不等的一群，都结了婚，又绝超不过中年，据说其中的某位相中了一已婚女人的身材，因担心其遭色狼所伤，便于晚班后悄悄做起了护花使者，直到人家误以为遇上了恶人大喊大叫抓流氓才不得不开溜终止了自己的义举。他们，后来都成了我过命的朋友。
再说由于我不屑地努力，弥勒佛终于肯给我信任了，他开始让我把一些拿到厂里财务无法报销的费用藏到车辆维修和燃油费里，在我提醒他此项费用过高后，他又让我造了一些撞了张三家的牛压了李四家的猪之类的单据拿去报销。难道这便是信任？虽有些想不通，但我还是按他的要求做了。
天地良心，因为我自以为理解他所说的现在社会办事不易的理由而更加盲目地理解他，尽管后来听说这些钱都被用在了他赶“找小姐”的时髦上而让我反胃，但在当时我绝没有谋取一丝一毫的私利。
他却分明在怀疑我，我认为，这不单纯因为他或许听说了我那些对他不利的话，而主要是因为他的那个致命的弱点：容不得别人犯半点错误，说白了，就是气量太小，只要他看不顺眼的人，他总会给你挑出一些毛病让你麻烦不断，而且长期做一把手的经历让他根本无法顾及到下面人的感受。
我们的矛盾由此开始了——我赶在春节前请假已让他甚是不满，我能理解，春节正是厂里忙跑关系用车最多的时候，但我莫名其妙地非要请假去探望战友的父母。因为得知了刘嫂的死讯，他勉强应允的假期显然超了几天，不难想象他火冒三丈的愤怒和我已糟糕到了不可理喻程度的情绪，因为情绪，我开着厂里新买的桑塔纳轧坏了王姐的自行车。
他居然不问青红皂白便当众训斥了我，而且容不得我有任何地辩解，只粗暴地要我个人赔偿王姐，搞得几位副厂长都捂着下巴装牙疼。因为羞愧，我原准备接受任何处理，但他的处理显然已激起了我的逆反，虽然我接受了处理，我不服却也是个事实。
事情的发展让我们必须要再次提及王姐了，因为当我把二百元赔偿交给她时，她坚决拒绝了，必是因为弥勒佛的处理意见早已不知被哪位副厂长悄悄透了出来而传得沸沸扬扬，惹得同宿舍的人都在为我愤愤不平，甚至开始有人讥笑我的忠诚为软弱。
自弥勒佛从政府部门调到厂里，厂里素有炒作之风，芝麻粒儿大小的事儿往往也能被夸大成西瓜。于是便有专事刺探消息者，而具有相当级别的高层则因心怀鬼胎常以说漏了嘴为由甘当信息源。所以，该保密的保不住密，不该保密的又常常故弄玄虚，弥勒佛却美其名曰：以静制动，乱中取栗。
这便是当时必要的背景，即使这样的背景，王姐的态度还是让我意外，再三要赔，她说，如果实在要赔的话，便给我十元钱的维修费好了，省得日后总难为情。说着，怕我不信似地指了指车棚里那辆更加破旧的自行车。
后来我才听说，那正是王姐最需要钱的时候，而其时的我虽不缺钱，但因决定给战友的父母寄钱，手头也不宽裕，便给了她十元钱了事。
这便是我与王姐的第一次正面接触，也是我入狱前唯一的一次接触，虽然她也是我们宿舍最早关注的女人之一。
她的大度确让我折服，不仅体现于这一次，更体现于我出狱后她对我的救助。那一阵子，由于父母双亡，我彻底失去了依靠，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自是没什么脸面可言。
上面所说的，如果非要拉倒脸面上也没什么不妥，脸面就这样广泛地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但要说让我真正感受到脸面的极端重要性并激发我不择手段去谋求脸面的事件，还是蓝毛被抓的那一次。
那时，我还刚刚起步，员工不足五人，公司的进项远没有出项来得快，我们甚至没有一间象样的办公室，公司的办公会议常选在公园或广场的角落召开，所认识的人都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连一个能够帮着沟通联络的人也找不出。唯一不缺的，只有兄弟们的信心和热情，他们强烈要求由我出面立即前去营救蓝毛。
就这样凭着一腔热情，我们来到了公安派出所的大门口。门卫爱搭不理地问，找谁？
我躬了躬腰老老实实地答，找所长。
门卫僵硬的脸总算有了丝热气但仍生硬地问，预约了吗？
我答，没有。
他举起电话，那，你先给他打个电话吧。
我哪里知道什么鸟所长的什么鸟电话，自是破绽百出被顶了回来。兄弟们对这样的结局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认为须得把我包装一番。
如何包装呢？首先得有个身份，总经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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