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在村四周安排了义务岗哨，凡要进出村庄的，必要先背诵十条语录。
四是领着人们自编自唱语录歌。
五是规定人们的习惯用语，譬如老年人见了青年人必要先说，未来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到底还是你们的；同龄人相互见了便要说，为人民服务；见了妇女则要在加上一句，男女平等，为人民服务。
凡是严格的规定都容易束缚人的创造力，对内规定严格明确，对外则由于疏忽而少了规定常常出现不知所答的情况，譬如外来人先背了语录：为人民服务，村里常不知所答，往往需要憋许久才会突然崩出一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反正脑子里有的是，想想不妨再加上句：大公无私。
且不说他很快就堵塞了漏洞，只说正是由于他的花样翻新，我们村终究没能象其他村那样闹得不可收拾。直到此时，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一场运动，原来他是对的，尽管他因为在运动中的过激表现而被取消了原拟转正的预备党员资格。
人的思维甚为奇怪，激情飞扬的时候反不利于思考，只有到真正平静下来之后，才有可能产生一些越来越贴近实际的想法。经过了一番完全丧失了理智的狂热又经过了一番异常清醒的思考，单纯善良的村民们突然间变得复杂深沉起来，普遍地把目光转向了这样一个事实：
吃饭才是最重要的，因为饥饿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公平的，即使再不肯承认，饥肠辘辘照样在夜里折磨得人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但就这么一个刺激得人嗓子眼发痒的极其浅显的道理却没人肯讲出来，大家顾虑重重地观望着等待着饿狼似地环伺着。
久而久之，三五成群地穿着谁也甭笑话谁的破棉衣懒懒地或站或坐或躺到背风的地方晒太阳成了我们村冬日的一大风景。
闲人必聊闲话，诸如张家媳妇偷汉，李家闺女未婚先孕，王家老二家什儿奇大跟驴的一样，刘家婆娘嘲笑孙家的汉子瘸云云，都成了人们逗乐取笑的话题。
遇有好事者从中一撺掇，王家老二起了性，跑到取乐人家中把裤子褪下来非要让他婆娘验证一番他的家什儿到底有没有她所说的那么大；张家的媳妇和李家的闺女则合起伙来跑到大家什儿家去质问，到底是听了哪一个驴养的凭空编造这么一些不着边影的事儿跑到外面去不怕烂了舌头胡说乱传；刘家的婆娘更惨，被孙家的汉子破了相，刘家的汉子也不是善茬儿，要不是有人劝架，抡着铡刀非要批了孙家的汉子不可。一时间，村子里鸡飞狗跳，哭声叫骂声不绝。
我们的英雄确是与众不同，他不仅没有加入这种在当时看来最为时髦的逗笑取乐，而且极端鄙视之，虽然他已落魄到了极致：原先挤破了门到家里提亲的媒婆突然间一个都不见了，三十岁上仍没能混上一个家口，要知道，在我们那地方那时过了三十再要找是非常困难的。
他不急，她娘却急。其实他自己最清楚，他也不是没有跟其他人一样娶一房媳妇的愿望，而是他不肯屈就。
有人综合了他的表现，非常肯定地作出了一个判断：要么有病，要么与守了这么多年寡的娘做了苟且之事，他娘原就不是什么正经货色，越想越觉得象。这是非常令人恶心的，便少有人再去理他。
等人们再次去关注他的时候，他已成为村里人打心眼里羡慕却又不轻易表露出来的衣貌最整洁的人，尽管他曾经把他娘为他做的新棉袄故意用剪刀剪破以示自己的革命性与坚定性，逢有大风日便浑身飘着雪花一样。人们便传言他发了财，说他家里每顿都吃白面馒头而且有肉。
特定环境的特定人好奇心必盛，便有人专捡吃饭的时候去他家串门，传言果然不虚，虽说也有清汤萝卜的时候，但终究比其他人家高出了一大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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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里人最善联想，有人很容易就能联想到村边地头的野生棉槐条子经常被人偷割的事儿，生产大队的大队长也就是现在的村长便找他谈话。他直言不讳地便承认棉槐条子确被他割去编成粪筐卖了，而且说反正是野生的，又不是谁人种的。
大队长大为尴尬，即使想包庇他也没了招法。这东西虽不是人种的，难道不是在大队的地上长的吗？
你说你的，我就是一百二十个不服——不仅不肯认错，反而每次吃完肉后都不擦嘴，即使不吃肉的时候也要故意把嘴象现在的女人抹口红那样摸得油辘辘的非要惹得村里人干眼红。
这是挑衅，大队长原不想拿他怎样，气不过他的作为，便决定带人搜他的家。
这是大队长的发明，只要集体或谁家丢了东西，便要挨家挨户地搜查。
且不说是否如有人曾私下里所说的这是跟小鬼子学的，只说这招特灵，问题十有八九就会水落石出。问题查实了，便把丢失的东西用麻绳吊到偷盗者的脖子上，给其戴上一顶又高又细状如圆锥的上面写着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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