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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者便问，当真？
所长说，当真。
本是玩笑话，却果如让座老者预言的那样，这帮人是开不得玩笑的，日后他们果真给拿来了发票，所长是一个一丝不苟的人，但经不住他们的死缠硬磨只好给他们签单，签单总得有理由，居然以为我接风为由，我实在感到委屈。
这是后话，且说所长怕我记不住似地又为我介绍了一遍所里的人也就是所长所说的自己人。他说，这不是絮叨，他年轻的时候便有初次见面记不住人姓名的坏毛病，这是很不礼貌的，所以他总喜欢给初次见面的人多介绍两遍。
所里的人并不多，原有四位，两老两小，除了所长是正式干部之外，其他三位都是临时工。
所长依次最先引见的便是让座老者，他确非所长，人们之所以称之为所长倒并非全是戏谑，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单位没有引起主要领导的足够重视，所长和两位年轻人便常年被借调去抓乡里的中心工作，所内工作自然便全落到了让座老者的头上。
让座老者是乡里时间最长的临时工，头脑灵活，处世圆滑，文字、材料、业务俱至上流水平，因为他能背过乡里明细到村的所有数字，对乡里的人事问题了然于胸，被称之为“活字典”。
由于凡是领导需要的数字，他顺口就能说出；凡是领导需要的材料，他从不耽搁，甚至有许多事情想到了领导的前面，经常为领导提供一些领导认为重要的必须的参考；凡是领导交办的事情，他必定按时完成，而且指定比别人办得漂亮，所以渐渐就给领导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只要有他在，所里的工作就不会受影响。
可惜他时运不济，总是错过转正的机会，不是嫌高小的学历太低，就是超龄。但他绝不随波逐流，在别人争抢着办学历时，独他不急，他常说，人的命天注定，强抢是抢不来的。
正是因了这些原因，自然便难驾驭。他常自封为“临协主席”，临时工们便跟着起哄。那时候，临时工由于在乡里占着非常大的比例，他们除了工资略低一些之外，享受着国家干部几乎同样的待遇，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既如此，我们暂且让他姓林吧，为示尊重，叫“林老”。
“林老”，即后来与我竞争答辩的那位，在我做了所长之后，曾屡次给我出难题，但最终还是把精力转到了工作上。我问他，你何以能把如此多的数字记住？
他文绉绉地说，这就是实践的作用，只要你对情况有个大概的了解，领导问及时，便可以随口说个大致的数字，反正领导也不清楚，但不可差距过大，而且必须说得肯定，否则便显得假了。
这一招果然灵验，其实领导也没有必要管得那么细致，原就是想了解个大概。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机智与圆滑，当他终于有所转变时，确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我们且不去评论当时的孰是孰非，但一个担负着至关重要职能的单位到了如此境地，无论如何都不能不说是所长的悲哀。所长有时虽也牢骚满腹，却总在以年纪大为借口推脱，正如“林老”所说，他压根儿就不愿干业务，因为那时抓中心是有奖金的，而且总要高出只负责业务的人员。
所谓中心工作，就是以乡党委政府为中心的工作，多是些收款、计划生育、催收催种、杀青倒茬、发展镇村企业之类上级政府重点考核的工作。那时的乡镇政府承担了太多诸如此类的工作，自然便显得任务繁重，但没有办法，千篇一律都在这样做。
两位年轻人都只有二十五六岁的光景，正好一胖一瘦。他们原都是村里打杂的小干部，同时来到乡里做临时工还不到三年的时间。
胖子初中毕业，腆着个大肚子，走起路来，似乎在挪，偶然搀杂着一点儿上下运动，让人怎么看怎么象只企鹅；他能吃能睡，只要稍有机会立即便能睡过去；他虽然经常穿一些上档次的西装，却多是披到肩上，懒得去洗的脚趁人不注意便会冒着热气从长时间不擦鞋油的皮鞋里蹓出来，散发着刺鼻的臭味，常惹得“林老”不住地埋怨；他习惯于集日不吃早饭，每到上午十点多钟的时候便到集上的煎包摊上旁若无人地去吃煎包。
他说他最喜欢吃煎包，尤其是韭菜馅的，遇有事急，他常一手用塑料兜提着，一手拿着吃，走路的时候也在吃，吃完了随便用纸一擦，手从不去洗。我曾跟他去吃过，但他从不用我掏钱。我不好意思，同时也惴惴不安，眼光总在不停地朝四周打量着，唯恐碰到了熟人，他便边吃着边含混不清地劝我，怕什么？笑人！
从外表看，他怎么看怎么也不象是个心眼儿最多的人，只有他那玩世不恭却单往人心里送的谈话才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为人的老道。
瘦子并不瘦，只是少了啤酒肚而已，其实是标准体型。他高中毕业，在单位里已算是高学历了。所以他喜欢以文人自居，说起话来由于刻意追求文明反而让人觉得象孩子般不利索。
他的衣着多不上档次，但永远那么干净利索，裤子上的中心折总那么刻意地直立着似乎从没有倒过，除了去过他家的人常讥笑他家里邋遢之外，让人再也无法从他的外貌上挑出一点儿瑕疵。
或许正因为这些原因，他总是观天似地高昂着头走路，远远地便透出一股傲气，常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老家的那句“仰头老婆低头汉默不作声的更厉害”的谚语。据说，只有这三种人才最具心机，其他的都是庞然大物肚内草莽的类型。
因此，尽管所长介绍到他时故作强调地顿了顿，还是无法改变我所谓实在就是无能的观点，尽管他后来跟随我又干了不少年，出过许多力，我也曾竭力地为他转正做过工作，但或因为他自己的原因或因为没有机会而只能作罢，他又厌倦去做农村干部，在最后清退临时工时，他便回家做起了生意，据说经营相当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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