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此时最容易产生的自暴自弃和姑且可以称得上朋友的温言相劝，而是质问，带有强烈刺激的质问。因为这些质问往往能够启发你，让你迷途中豁然开朗。而能够给你这些质问的，却常常让你反感，恰恰才是你真正的朋友。不需要太多，人一生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便是天大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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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有这样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劝我还是报警吧，但我向来不相信警察，尽管我与他们有着比普通人更加紧密地联系。或许人就是这样怪，对任何东西了解多了反而会丧失信任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与之更加紧密地联系，我才更加不愿相信他们，倒不是民谣中所传的“醉得跟乡长似的，笨得跟警察似的，馋得跟村长似的”那个原因，关键是对他们廉政勤政的质疑。
就我们县的那些公安，还是别说了吧，天天喊破案，却未见他们破过什么案子。再不信，他们何以会跟我有如此紧密的关系？我这样跟朋友辩解着。
他妈的，你别总戴着茶色眼镜看人好不好？警察可是你应该享受的服务。朋友骂起来。
我宁愿不要这样的服务。我仍在辩解着，人要改变自己的惯性思维当真很难。
朋友对我的固执甚是愤怒无奈，突然间一拳向我打过来，他原比我弱小得多，是在我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几乎跳起来出手的，狠狠实实地打到我的鼻梁上，只觉一阵眩晕，血已从忙不迭地去招架的指缝间流了下来。
这已是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让我感到突然、新鲜和刺激。或许因长期养尊处优而必然会麻木地生活的人都有潜在的受虐待欲，我不仅没有因此而愤怒，心底里反莫名其妙地泛起一股痛快淋漓的感觉让我回味了好长时间。
既然已别无他法，我只有接受了他的意见而报了警。但我并没有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权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这样劝着自己，事实也如此。尽管公安认真地给我做了登记，而且采取了比我自己更有效的方法，却一直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情形却已大不相同，毕竟让我能够在充满希冀中重新开始生活，只有认真地生活才是永远的真理。
朋友便是尿裤子的那位硕士，他是多年来唯一的一位敢于跟我争执并向我出手的下属。
说实在的，我原非如此冷酷无情的人，只是由于我的下属尽是些乌合之众，必须有足够的威严才能镇住他们，而且只有震住了他们才能压住他们身上的邪性，而让他们重感情讲义气思想灵活富于创造性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既然想成就一番事业，便必须得讲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因此，我对他们的要求是严厉的、近乎苛刻的，渐渐地便只剩下了“绝对服从”。
管理上的绝对权威让我们在经济上从一开始便克服了“吃光分光”的通病，实行了跟公家人一样的工资制，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全部从公司领取工资。
工资是绝对平均的，只是数额随着公司效益的好坏而变动，虽不少于公家人的工资，但最高也绝对不会超出公家人工资的两倍。这帮人尽是些见不得银子的家伙，手头稍有宽裕便会晕涨涨地不知天高地厚，指不定惹出什么事端。
至于我自己，虽也曾由胡子建议按照一般职工的五倍确定过工资，但我从未主动领取过，反正我就这么赤条条地一个，吃住全在公司，只要需要尽管从财务支取，所以我并不清楚自己的家底，在公司的钱吹气泡似地胀起来的同时，必定是不会太少的。
这个曾有效地解决了兄弟们的生计问题而让我极为自负的模式同样遭到了硕士的激烈抨击，他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靠强权下的忠诚和义气来维持的组织形式，必定是不长久的，迟早会出问题，因为忠诚和义气的稳定性主要来自于背叛的砝码，倘若砝码继续加大至足够的分量，忠诚和义气实际上就是背叛。
另一方面，他认为我尽管从不领取工资，实际上却支配或者说侵占了公司的绝大部分财富，同样也是非常不公平的，虽然我没有过多地为自己谋取利益，做的也尽是些让人钦佩的义举，这一点儿是唯一值得肯定的，但同样缺少制度，随意性过大，已到了随意耗损财富的程度，实质上便是对兄弟们血汗的侵占。说重了点儿，或许委实尚未自觉，却实实在在具有典型的“黑老大”性质。
因此，要想持久，必须要理顺关系建制度，只有有效的制度才是真正可靠的。
他的这种无异于鸡蛋里挑骨头的指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我思想上的顽固抵抗，我甚至认为他天生便是与我做对的，但我似乎并不特别反感他的这种作对。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自我决定聘他的那一刻起，我便觉得他是善良的、可以信赖的。
这里面有一个关于信任的问题，既然大家都在以自我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被严格地局限在了这个大前提之内，难保有人不会因为自我的利益而出卖他人甚至朋友。由于生活中太普遍地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要轻易地相信别人尤其是熟人同事似乎已成了大家的一个共识。
但现实中又偏偏就有象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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