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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在教育系统少见的不少人仍心存惧意的没有任何上进的异镇交流方式的人事调整结束后，丽萍立即又对作为罢课焦点的工资问题进行了改革。
其实，所谓的改革并没有多少新意，只是按国家的调资标准进行了理顺，让人们对自己应得的工资数额有了个大概了解，而且限于镇级财力只能在原标准上提五个百分点发放，丽萍却借此做足了文章：在改革的许多天之前，风已放了出来，立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而传得沸沸扬扬，让人们的心里泛起了许多期冀，从而淡化了罢课和人事调整的印象。
只有人们按时把工资拿到手，并且发现自己实际上只比原来多拿了不足五十元——原来的工资由国家、省、地三部分组成，现在只按国家标准执行时，难免要产生些许的失落，但政府毕竟说了实话，而且一再道歉，尤其是与工资甚至有所下降的镇级机关干部相比较，虽然仍有个别人提出了工资“含金量”的问题，醇厚的天性还是让他们感到稍稍平衡了些。
而鉴于上次罢课教训的丽萍，也一改从不过问教育的作风，经常地深入到全镇的各中小学，友好而且亲切地与教职工甚至学生开展一些面对面地沟通与交流，让这些原本没有见过多大世面尤其是象丽萍这种大官的师长们，倍感受宠若惊，心里隐隐生出一些感激，渐渐地便对罢课生出了悔意。
对于这种不近实际的作秀，尤其是面对她正逐渐恢复的居高临下的洋洋自得，虽然我的视觉已正常了许多，仍难免要忿忿不平，只有忘我地去与学生们接触，企图找出目前形势下新的教学方法，郁闷才会稍稍减轻些。
现在的学生已不同于我们做学生时那样清澈单纯，复杂的环境让他们的思想同样变得复杂起来，甚至比复杂的环境更复杂一些，他们对老师的喜怒哀乐能够了如指掌，比对自己了解得更全面。对于我的郁闷，他们给予了高度关注，这让我感到甚是狼狈。
我新接手的初一·三班有一个头不高的孩子，聪明伶俐，显然是一帮男孩儿的头儿，只是学习成绩如他的个头一样，似乎永远长不高。他父亲曾为此与我多次探讨过，这位经商业绩颇为不俗的父亲比其他的父亲更加迫切地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尽快提高成绩，言语中多次提及自己遗产继承权的问题，甚至扬言只要能够帮他儿子提高成绩，他将不惜重金。
我一贯反感这种以金钱自诩却又惜财如命自以为有了钱便是大爷便能办成一切的人，他的话显然激起了我的高傲，便没好气地回绝了他。其实，培养好每一个学生，是我始终坚持的原则。
这位父亲居然把我们之间不愉快的谈话告诉了儿子，并胡言乱语地预言说什么我将对其不利。儿子似乎比老子更具灵性，但小孩子不可能不受到大人的影响，便一味地讨好我，于是便有了这样一段对话：
老师，何必那么郁闷呢？人生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嘛，得过且过呗。他居然看出了我隐藏极深的郁闷，而且说出了我意料之外的人生态度。
答：我没有感到郁闷啊。
劝：别装了，谁还看不出？不过，别担心，谁要是欺侮咱，咱尽可以修理他。
好奇地问：怎么修理呢？
答非所问：您认识飞哥吗？飞哥是我们县最有名的小混混，看得出来是这小子的崇拜对象。
我一惊，随即理直气壮地答：我认识公安局长。
毫不掩饰着急且一本正经地劝：公安局长不如飞哥管用，我爹认识他，只要咱哥们儿一句话……
未及他说完，我心里骂着“势力小子”，手已向他的脸上闪过去。
“啪”地一声脆响，他用手捂着脸，恐惧地盯着我后退着。
我的心突然软了，难道这一切应该怪罪一个孩子吗？手不由自主地垂了下来，人也呆可可地许久不说话。
我的失常变化让他惊慌失措起来，他两手轻轻地摇着我的胳膊，嘴里则不住地叫着“老师”。
就在那一刻，我萌生了开展信仰教育的想法，而且觉得这是唯一的长久之策。人的不少想法都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经过后来的再三斟酌和推敲，往往能够发展成为金点子，从而解决长期困惑自己的难题。
后来，我把这种教育与激活欲望的方法结合起来，运用到教学实践，发展成了一种以共青团活动为载体的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注重人的信仰的培养和创造性的开发，因为用于非书本学习的活动时间增多，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却遭到了急切追求学业成绩的家长们的激烈反对。我不得不动用了丽萍的力量，校长才勉强肯让我试验下去，他理所当然地也为此承受力了巨大的压力。
三年后的毕业考试，确是一个连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班级的六十余名同学全部如愿升入了高中，我们刚才所提及的小个子居然考取了县重点高中。
就在公布成绩的那一天，这小子居然从他爹的账户上盗走了六十万，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
他爹自是火烧火燎地发急，而他却悠然自得地坐上了去西部旅游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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