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出到底哪辆车是前来考察我的，或许压根没有，反正我辨不出。
组织人事部门原也有几位朋友，但事情尚处于保密阶段，不便于问，当然也担心他们的层次太低根本无从知道其中的故事，据说人事方面的故事最神秘，即使层次稍低一点儿，也绝不会知道，而且问不得，问的本身就犯戒。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自己去关注，尽管累，也不可能，但终究也是一种期待。
有一阶段，终于让我发现了变化：来的小号车多了！我便按照工作上的分工去揣测这些小号车主与老书记的关系，我那时候认为，分管的领导与下属的局长必定是要好的，倘若是与老领导工作关系密切的，我就会以为指不定便是老书记托来给我讲情的。我后来才弄明白，其实不然，如同镇里一样，分管领导与分管单位头头之间通常是有矛盾的，若不是极亲密的关系，通常就是仇敌。
只说以我当时的经历，要弄明白这些车的车主与老书记的关系，无异于天方夜谭。弄不明白，更想明白，这是人的天性。我只有故作糊涂地去打听，听到的自然只能是一些道听途说的半真半假的消息，然后再把这些消息进行加工企图从中发现点儿什么。
我每天都乐此不彼，并幽默地称之为“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只要有五十号以内的车来，我必要千方百计地去向秘书打听：车主是谁，来干什么。尽管我常常装得极为随意，问的方式也自觉极为恰当，但问得多了，难免要引起秘书的注意，他奇怪地盯着我问，你最近怎么尽关注县里领导的事，以前可不这样啊，岂不成要上调？
我一惊，莫不要又成了他向书记卖好的证据！
正惴惴不安，他却故作亲密地劝我，不该问的事儿千万别问，这是机关的规矩，事儿知道多了，有时候反不是好事。
他居然能对我说出如此真诚的话！我莫名其妙地有些感动，但仍是瞧不上他。当然，我也知道他在向我示好，但我认为必是怀疑让他产生了我有巨大背景的猜测，那一段，他总在向我示好，或许想与我冰释前嫌。越是这样，我越是反感，于是便常常想，有朝一日，我绝不用这样的秘书，而且，而且要让他永远提不起来，最好的位置便是交通，不，连交通也不能让他干，干他个三二十年临时工，然后灰溜溜地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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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狠毒的想法，都来自于当时的迷茫和因反感而反感他的所有包括语言即使是善言所带来尴尬的情绪。然而，既有了劝告，自不能也不敢再问。
事后，我才得知，其时正是书记运作副县长的紧要关头，所以才有小号车走马灯似地来去。而我……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但我那时却乐于这样想，而且似乎只有这样想，才能让我充满信心，或者说我当时就是靠这种虚拟的信心在过日子。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过了三个月，仍不见有甚消息，我不免急躁起来，急躁之下难免便失了控制。失了控制之后，愿望变得象火一样烫，灼得我隐隐生疼。我终于耐不住给书记又打了一个电话，由于焦躁，已不再有那么讲究，但仍是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曾让我自以为发明创造而引以为自豪的“您挺忙的？”，而对方却仍是那样平静，先是问了一句“谁呀？”，接着便是惯常的类似于自言自语地“是你呀，还是那事吧，那事还要再耐心地等一等”，随后便挂了机。之后的十多天里，再打电话，不是关机，就是无法接通。
难道会出现了问题？我开始担心起来，我不知道自己何以会突然冒出老书记被双轨了的这样的混蛋想法，而且这样的想法变得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真实，恐惧象蛇一样游遍了全身。
这是不可能的。“大一碗”叫嚷道，尽管他并不知道我在找谁，也从不问我，但我敢断定，他必是认为我在找现任书记的前任，他与之也有良好的关系。
他当时的日子，因为参与人代会选举的事儿也不好过，据说书记正酝酿着要免掉他。但他并不悲观，他判断事儿办事儿全凭热情和厚积薄发的经验，依旧热情不减地待我。他帮我分析道，出事儿是不可能的，要不是因事儿外出，便是事情办起来不顺手，官场的事儿变数太大，永远无法说清。
还是旁观者清，又过了三天，电话终于再次打通了，电话里传来老书记上气不接下气的喘息声，我大吃一惊，印象中涌上的第一感觉便是他病了，问话也脱口而出。电话里的声音甚是热情，我来了外地，正在爬山，还是那事吧，事成了，忘了告诉你，明后天组织人事部门可能就会去。
事情突然间一下子有了结果，由于长期期待与猜测的煎熬，我反而兴奋不起来了，只长舒了一口气，转而去想离开居住了十多年的浏河镇的感受，那感觉必定是酸酸的涩涩的，我甚至看到了与“大一碗”等一干朋友分别时他们热泪盈眶的残样儿。
事实上，待我真正离开时，尽管他们有些怅然，却并没有流泪，只是安排了三大桌告别酒席，兄弟们狠狠实实地喝了一场，醉得我三天没有醒过来。
大家或许能够而且已经看出，我那一段的心理是脆弱的。——原已板上钉钉的事儿，却又被无限期地拖了下来，或许恰如老婆所说，我命犯克星，办事尽不顺。本已平静下来的心态，再度动荡起来，让我更加密切地注意起进出镇党委的车辆，企图从中发现有利于我的蛛丝马迹。然而，那一段镇里却突然冷清了许多，少有车辆进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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