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终究不是现实，还至多能算得上一个计划，而计划即使再周密也必须靠人去实施才能变成现实。为此，我组建了一支庞大的队伍，举全镇之力去落实这个筹资计划。同时，要求各村都要成立由村支书亲自挂帅的筹资工作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青年、妇女、民兵、学校、商会等群团组织根据各自的具体职能和实际情况定目标压担子积极开展活动，镇机关的干部实行包村制，筹资计划和进度一天一通报，先进者予以表扬并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奖励，落后者由镇长负责进行诫勉谈话，迟迟没有进度者就地免职，即所谓的“人叫人干，人不干，政策调到一大片”。
为了促进计划的落实，我召开了一个由上万人参加的动员大会，提出了一系列的诸如“凡事让路”“一分不少，一元不多”等口号，活动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实践证明，这种当时最为流行的农村工作方式确十分有效。
且不多讲我当时是如何激情飞扬地开展工作，单说一个月后，乡财政终于有了一笔多少年来都不曾有过的资金，尽管这笔资金还远远不足县交通局所规定的配套资金，却毕竟还是有了，小动物们早已为之沾沾自喜了，尤其是乡长，连走路都变得轻飘飘的，正如他所说，这路倘若不修，已足够宽敞一阵子了。
对于这样的局面，我却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满意。乡镇这地方，说大确不大，只是共和国最低一级政府；说小却也不能算小，终究是一级政府，管理着几十个村三四万人。费了如此大的气力，却只筹了这么一点点资金，又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唯一的原因，就是工作不卖力。总结时，我毫不容情地这样说。
或许是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或许被我戳痛了伤疤，乡长的脸一会儿青一会儿白，尽管他没有辩驳，但心里必定是不服的。
不服？不服也得听着，谁叫你是二把手来？我这样想着，暗暗有些自鸣得意。
人就是这样莫名其妙地古怪，看人顺眼的时候，塌鼻梁也成了美人胚子，一旦要是看不顺眼了，再美的人也是蹩脚的。
当时的乡长便这样。不知从何时起，原本觉着极为潇洒的他喜好喝两口儿的习惯开始变得如此丑陋。什么他妈的潇洒？原本就是馋酒。他好喝两口儿，量却不大，而且一喝就上脸，根本藏不住，偏偏却好召集。无利不起早，必定他妈的有鬼。不是有人说了嘛，最近这小动物醉了酒，常常说一些出格的话，居然还有些高傲呢。尽管我再三提醒自己千万不要信财政所长的话，但他的话却总在我的耳边回旋，又由不得我不信。胡乱猜测着，想着，居然觉得自己关于工作不卖力的决断是何等的准确英明。
但我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错了就错了，一把手说出去的话岂是可以随便收回来的？错归错，但也绝对不是乡长所说的“穷山恶水出刁民”没人肯交，说什么越是不肯交的地方越有钱，因为单不交的这一块就积攒了不少。纯他妈的胡扯谈，单纯上交的这一块又能有多少，有了粉又有谁肯不把它涂到脸上去呢？乡当时确无此财力，我之所以能认识到这一点儿，并非来自于那些习惯于歌功颂德的汇报，全靠我当时的一个逢集日便要去走一走的习惯。
这个习惯是来到乡后才形成的，应该归功于我生长于农村并有幸在县乡两级干过的经历，它让我根本无法相信那些统计上来的报表。
我认为，要真正了解一个地方的经济，必先了解这个地方的市场，或者说市场就是一个地方经济的晴雨表。
我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个好人，但也绝对不是一个坏人。初到乡，尽管我岳父再三警告我谨慎稳妥为要且不可单纯追求政绩，但我还是决定要做一个好官，一个好官必须要有所表现。
其时，我对于岳父的崇拜渐已褪去，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个故弄玄虚的糟老头子，因为我当时并不了解他太多的背景。关于这一点儿，前面的讲述中已有提及。只说即使我清楚，以我当时的傲气劲儿，也绝不会心甘情愿地听命于他。所以，便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某一天，我大清早便来到了集上，见一父女正在卖一怀孕的母猪，甚觉奇怪，便上前搭讪。卖猪的父女显然不认识我，开口便问，客官，买吧？
不答，反问，该生仔了吧？为什么要卖？
答，交修路钱呗。
问，不是说自愿吗？
答，哪来自愿的事？说是自愿，可人家都交，咱能不交吗？这路，该修一修了，不过，咳，也太宽了。
问，卖了，咋办？
答，修好路再养呗，咳，这路真是憋死人了。
我正欲再探究竟，姑娘已开始埋怨他爹啰嗦，因为已来了主顾，他爹便忙着打理主顾。
要知道，在乡怀孕的母猪是绝不能卖的，就跟卖地卖房子同是一个理儿。一时间，我的眼睛湿润了。哪里去找这么好的老百姓？我突然间想到了我的佝偻着腰劳作的父母、姐姐以及父女俩卖掉母猪后的轻松，卖掉了母猪，他们又该怎么办呢？思路翻转着，我发觉自己居然还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意识到失态，便咳了一声，故作没事地离开。
此刻，父女俩显已成交，因为他爹正在边笨拙地数着钱边叮嘱女儿，要她赶快去村委会交款。
看来，说乡长不卖力还真冤枉他了。小样儿，冤枉就冤枉了，二把手竟然敢挑一把手的毛病，说什么是融资拖了筹资的后腿。
我分工融资，融资是难，银行信用社不归乡里管，两位主任点头哈腰地说了一箩筐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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