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我后来腰部总不知吃力的原因，但我从来都羞于提起，当时我甚至没有去看病，即使后来不得不去诊治也只是说偶尔受了撞击，医生便疑惑地看着我，而我便做贼似地低着头涨红着脸。
与大家相比，我的行为或许有些琐碎，但我敢断言，由此而引起的心灵震颤丝毫不会亚于大家。
这是我的一个因为压力而思想急剧变化的时期，压力是无形的，常常由于长期的能量积累而形成，而非因为某一个单独的事件或某一个互不干联的人物。
压力的大小取决于取决于能量的积累，不能片面地去看表面的现象，有时候表面上最放松的时候却恰恰是压力最大的时刻。
在这样的时刻，如果不能准确地因势利导，往往会以某一个偶然的事件为诱因而把自己导入迷茫。
我便实实在在地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表面上看，干着队里人人都羡慕的肥差，我无疑是幸福的，但我的思想实已混乱到了极致，尤其是次日早晨，我分明看到了队长冲我诡秘地一笑。
事后想起来，他的这一笑必是因为他借细料的事儿，而我当时显然把其错认成了因为我的行为，心里难免要惴惴不安，一直持续至夜间，竟犯起糊涂来。
夜，常常有夸大的功能，由于夜的作用，我整个人都扭曲得变了形。——难道这世上当真有另一个世间在冥冥之中主宰着我们吗？我不停地问着自己，祸事便来了。
迷迷糊糊中，踢了我一蹄的那头被我叫做“三大娘”的母牛死了，我虽甚觉痛惜，但拗不过大家吃牛肉的热情，也分得了一碗，却实无法下咽，便悄悄地倒了，而后在那个地方立了一个坟，并树了一块写着“三大娘之墓”的墓碑，徒招致大家一场哄堂大笑，而且我的那位三大娘竟然哭嚎着闹到了家里，任我怎么解释，非要说我咒她早死不可，直到我答应给她搞二斤麦麸才肯罢休。
暂且放下这些细枝末节，且说那个时候，队里人难得吃一次肉，如果说“三大娘”的死，队里人还醉心于鲜美的牛肉，待“二大爷”“四婶子”相继莫名其妙地死去，人们关注的不再是肉的分配问题，由于队里几位爱惜牲口的老者的挑拨，已是群情汹汹，叫嚷着非要查清死因——毕竟重力活还要靠他们。
其实，用不着他们叫嚷，我也必要查清，好好的就这样死了，我难辞其咎，而且最难过的当然要数我，可“二大爷”“四婶子”的死因实在太过蹊跷，竟连公社的兽医也无法说清，他们当然也得了支书送给他们的一大块肉。
这事虽终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却已经是多年以后的事儿了：原来，支书的老娘临终前唯一想的便是象年轻时一样美美地喝一顿香菜渣加牛肉汤。
支书是孝子，不肯忤逆了老娘的心愿，便让总向自己表忠心的队长去想办法。
队长虽有些犯难，但支书交待的事儿必是要办的。可牲口终究是用来代替人力的，他不忍心又实在没有办法，便选择了已进入老龄期的三头，在它们的食物中做了手脚。
村里有不咎既往的传统，真相大白时，不仅没人再去追究责任，反成就了支书的孝名。
但在当时，我却无法过关：队里接连办了我五天的学习班，说是学习班，其实就是禁闭，因为根本无人给我讲课，只有队长隔天就有气无力地让我说明原因。
连兽医都无法说清，我又如何知道呢？我再三分辩，便被认为态度不老实。
队长便代表队里实际上他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就作出了如下决定：一是免去我饲养员的职务；二是扣发三个月口粮；三是停工一个月。
三个决定中的前两个倒不重，既出了如此大的事故，接受处罚自是应该，我也能心甘情愿地接受，更何况到年底队长或许因为我掌握了他“借”细料的事实或许出于良心发现但当时我是必须感恩戴德地他以忘记了为由没有扣发我的口粮。
最重的却是这第三个，大家知道，当时分钱分粮靠的是工分，倘若不出工了，就没了工分，没了工分就等于断了生路，任谁都知道当时正是挣工分最多的忙季，尽管到年底队长同样没有扣我的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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