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了水。我往海里走。可是一次一次被冲上来。我是内地人，不知道这就是涨潮。我以为老天不要我死。我湿漉漉地坐在沙滩上发抖。这时，我在沙滩上发现了一根腐烂了一半的香蕉，这是游玩的人丢在沙滩上的。我把腐烂的一头掰了，用海水洗了洗，吃了。真甜。
我突然想，有一天我的日子也一定会像这根香蕉一样甜。现在它丢在地上，但它还是很甜。我想到春儿，双手掩面哭了。我觉得我丢下她是可耻的。
我带春儿来到了樟坂，在红梅区的一个鞋厂找到了工作。我做的是切割牛皮的重活，春儿在缝制车间，我们做一种出口到国外的旅游鞋，是很出名的牌子。春儿一天能赚十四块钱，扣除福利费和住宿费就没多少了。我赚得多些，我算了一下，一年我能赚六仟多块钱，扣除两仟块生活费，医疗卫生费九佰块，住宿费壹仟伍，制衣费两百块，交通费八佰块，一年也才能剩六百块钱。但总比呆在家里强，在家里种地是要欠债的，打工至少还能剩钱。
但我没想到的是，春儿的活比我的活还累。我有体力，能应付重活。但春儿的活时间长，一天要做十个小时，有时厂里接了多的单子，就加班，一天做到十六小时，春儿为了赚钱忍下来了，但有的女工开始受不了了。她们从早上五点起床，六点开始干活，一直干到中午十二点，然后吃饭，两点又开始干活到六点，吃完晚饭八点接着干，一直做到深夜十二点。一天才十块钱加班费。
你要是嫌钱少，老板就让你立即走人，因为工人多得是，工厂外面有成堆的女工攥着铁门等着这个工作，你一走马上就有人从那个门口进来顶替你。我怕春儿受不了，让她别干了，她不肯。她说她要多赚些钱，回家把地赎回来。我听了很难过，到这时候她还忘不了地。我说，我就是死在外面，也不想回去种地了。春儿说，要不她就赚了钱回去开服装店，她要学做衣服。我说，你怎么老想回去的事儿，我不打算回去了。
厂里有些女工开始不正常了。她们的劳动量已经超越妇女的生理极限，她们高度紧张，机器声不绝于耳。我看见春儿下了工走路摇摇晃晃，我跟她说话她像在做梦一样。她只说她想睡觉，什么话也不想说。
我到城里去运牛皮。等货的时候，我刚好站在一间肯德鸡门口，我突然闻到了一种我长这么大闻过的最香的气味，我才知道，这叫肯德鸡。我在书上读到过它，但今天我第一次闻到了它。
我按捺不住，慢慢地走进了餐厅。我无法描述世界上竟然会有这么香的东西。我走到柜台前，小姐要我点餐，我没有说话。但我看到了，一个套餐五十块钱。一块鸡七块钱。就是说，我妹妹工作一天，刚好能买两块鸡。
我离开了柜台，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我的对面，有一个人正在吃鸡。他吃完了，起身就走了。我看见他的餐盒里还有一块鸡翅。是整的。
我要说，我不是来讨饭的。我是来运牛皮的。我也不打算去捡人家的东西吃。但事实上我到最后还是很快地把那块鸡拿起来，塞进裤子口袋里。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牛皮运到厂里，搬完牛皮，我躲在角落里很快地吃了那块鸡翅。我觉得一股香在我体内爆炸了。
我想，为什么他们能在那里吃鸡，一顿吃掉我们几天的工资。而我们这些人挣一点钱就要付出这么辛苦的劳动呢？我想，就是我们笨，挣不到那么多钱。
就在我吃完鸡翅，到水池洗手时，传来一声惨叫。一个女工因为受不了苦活，精神错乱，从十楼跳了下来。我们围过去看时，我还看到她的右脚蹬了两下。她的鞋子飞出好远。
第三章城市
我们在这个城市干活，却来不及看看这个城市。我们从遥远的乡村来，城市对我们来说永远是神秘的。我们比另一些人幸运，毕竟找到了工作。我的同乡有的还在城市边缘流连，他们聚集在简易的破棚屋内，靠拾破烂为生。但工厂的工作繁重，已经开始伤害我们的身体。
春儿经常头痛，她说她的头像被两只手撑裂了一样。那天傍晚，我去接她，想一起到街上看看。她从大门里走出来，摇摇晃晃的，眼神是呆的。她说有人敲她的头，头要炸开了。说着就蹲下来，在地上吐了出来。
我赶忙带她到医疗室去看医生。医生检查了一下，说她没什么问题，是工作太劳累导致的精神紧张，以致于发生植物神经紊乱。她很紧张，问这病会不会死。医生说不会。春儿又问为什么会吐。医生说，跟晕车的道理一样。她就放心了。我感到她最近在心理上已经垮了，老是想病和死的事情。
可是没过几天，她就晕倒在车间。我赶过去，看见她不省人事在躺在地上。我吓坏了，背她到医疗室，医生给她注射了葡萄糖水，她就慢慢地苏醒过来。
医生说，她这是休克。我问为什么她老是这样？医生说，看来她有低血糖的毛病。我说，她过去可不这样。医生想了想，说，她太累了。工厂的工作已经超出了负荷。
我想，她不能在厂子里再干下去。我得帮她另找个地方。
第二天，春儿又晕倒了。我只好让她呆在宿舍里。我去找工头，说她干不了了，要辞工。工头说好啊，可是你这样炒我们鱿鱼，我们不能付她全额工资。我说这算怎么回事啊。工头说这是规矩。他七除八扣，总有他的道理，拿到钱的时候，我算了一下，等于加班的活全白干了，她只拿到了正常上班的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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