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生活的总体趋向，说什么自由、民主，什么人的权利，说什么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都成了与人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苏北惊讶地发现，褚立炀正从另一道门走进来。
褚立炀今天穿了一件铁灰色的夹克衫，看上去就像一个推销盗版软件的商人。早春时分，他的这身装束有些不合时宜。他的鼻头冻得像桃子那样红。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要了一杯啤酒。他过于明显地不向苏北和罗森这边看，反而能够使人确认他是冲他们来的。这已经是第三次在他们呆的地方看到褚立炀。
褚立炀在电话里对苏北说：“你们又吃又喝的时候，我他妈也不能总是在外边喝西北风呀！所以你甭管我。”
苏北不管他，但是他不再说什么了。
他知道，凡是褚立炀到的地方，都不是谈话的地方。
苏北用手指点点桌面，罗森会意，就聊别的。
我们必须加快叙述节奏了。
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戏剧———夏昕和金超在工作上逐渐变得默契起来。
对于夏昕来说，默契起来的办法其实很简单：收缩了对中心问题的关注。就像杜一鸣被开除公职以后，收缩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一样。他让自己认为：“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问题是吴运韬的问题，是金超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把主管的部门搞好。”现在，他也开始关心经济利益问题了———部门的效益起来了，至少，你可以多拿一些奖金。
对于自己姿态的巨大调整，夏昕给苏北的解释是：“老苏，陈怡跟我说过一句话，意思是：单位不过是个拿工资的地方……我越想越觉得这话有道理……”
苏北久久地看着夏昕，不知道该说什么。
人都是现实主义者，如果什么都不能改变，陈怡继续选择不给自己增添烦恼的姿态，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他态度安详地出现在工作之中。
现在，金超认为和他形成掣肘的，反倒是不做任何改变的苏北。
金超无法忍受苏北眼睛之后的那双眼睛的直视。
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公开的敌人的人在极为顺利的时候，考虑问题就趋向于简单，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他首先削减了苏北分管的部门，把这些部门集中到陈怡、夏昕和他自己手里；他利用一切方式凸显着夏昕和陈怡的作用，开职工大会的时候，他问夏昕还要说什么，问陈怡还要说什么，唯独不问苏北……
陈怡对金超说：“你是主持工作的，你要把这个班子的人招呼好，事情要大家来做……”
金超烦躁地打断陈怡：“我招呼得不好了吗？”
“总之矛盾不要激化，金超，”陈怡动情地说，“激化了对谁都不好……”
金超不认为激化了对谁都不好。
吴运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一个人不能离开他所在的环境做任何事情。他最终还是说服了从美术学院毕业的吴宁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到某部机关做公务员去了。吴宁报到上班一个星期以后，回到家里和吴运韬说到在机关工作的感觉，吴运韬和他进行了一场认真的谈话。
“现在，”吴运韬看着比自己高出半头的儿子，缓慢地说，“世界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我们这个社会基本的运行机制还没有改变过来，尤其是你现在要去的这种公有制单位。单位是你施展身手的舞台，你可以做非常精彩的演出，前提是必须有人真心帮助你，舞美、灯光、音响……等等，缺一不可。更重要的是导演，你要理解他的意图，创造性地体现他的意图，这样，你就会把握你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常常说生活是一个舞台，其根本意义在于说明：有一些因素决定着你的演出会不会成功。我说的就是这样的因素。我是过来人，有些话我可以赤裸裸地说出来。你记住，在你的生活中，总会有人掌握着你的生杀大权，比如舞台剧中的导演。导演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天才，也可以让你黯淡在泥土之中。你必须善于利用导演，尊重他，向他学习，掌握他所有的经验……这样，你就会成功。我跟你说，一个导演要是不想让谁成功，他是可以做到的。他可以做到。年轻人不知轻重，以为自己可以在没有任何约束的情况下做成功任何事情，这很幼稚，你知道吗？这很幼稚。什么叫聪明人？聪明人就是善于利用好的因素的人……”
他说到了东方文化出版中心的金超，说到了师林平，说到了夏昕和苏北，也不无炫耀地说到了作为导演的他对这些人采取的不同的对待办法。
“我觉得挺害怕的。”吴宁说。
“这是因为从来没有人把生活的这一面揭开给你看。”
“所有掌握着权力的人都是这样看下面人的吗？”
“所有人。你可能会说，只有在集权社会才是这种样子。不对。权力是什么？权力就是支配别人命运的力量。任何人都有可能获得这种力量：夫妻中的一方，一个老板，一个资本家，一个乡长，一个党支部书记……世界很大很复杂不是？但是简单说来实际上世界是由两种人组成的：有权力的人和没有权力的人；换句话说：有力量支配别人命运的人和被别人支配命运的人。当然，一个人往往会是双重的角色，他在支配这部分人命运的时候又在被另一部分人所支配，比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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