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克，”陆明说，“你在美化我。生意就是生意，我从来不在生意中混杂什么感情因素。”
麦克笑起来。
……
金超溜出贵宾休息室，重新来到刚才坐过的地方。
旁边座位上的人惊讶地注意到，这个刚才还静如处子的人呼吸急促，脸色苍白，额头上涂满了汗渍，就像刚刚跑完五公里路程一样。
开始登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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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晚秋—2004年初冬）
后记
经济学上有“蝴蝶效应”的说法：亚马逊丛林中一只蝴蝶振翅，千里之遥的北美某地会因此掀起一场风暴。现在我把这种“蝴蝶效应”引申到社会生活领域，即：所有改变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都是由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件引发的。蝴蝶效应实际是一个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处在过程之中。
位置不同，对生活的观感会有所不同———吸食民脂民膏的腐败官员和为生计问题愁眉不展的下岗工人想的当然不是一样的问题。但是，不管处在何种位置，不管高官还是草芥小民，实际上都处在同一历史进程之中。这样就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历史发展的目击者、参与者和创造者。
但是，“小说不是历史学家的仆人，它无需叙述或者评论历史，而是揭示人类生存中不为人所知的面目。”（昆德拉）
我想，这是我写作本书的惟一目的。
本书写的是我对生活的观感，但同时我又可以自信地说，它反映的是和所有人都有关的生活。
为一部长篇小说归纳主题是很不聪明的做法。就像一部音乐作品，你不能够简单地认为它表达的仅仅是某一种主题。如果让我用最简单的语言告诉读者这本书写了什么，那么我选择：社会与人生，权力与位置。前者宏观深远一些，构成背景；后者则是被具体表现出来的东西。
我关注的是权力资源分配者、乞讨者和谋求者的心灵状态。
在现行体制下，人事变动每天都在发生，推而广之，人在生活中位置的变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本书描写的是不在其中的人很少了解的内情。这里所说的内情，一方面是导致人事变动的内在因素———权力资源分配者依据潜规则分配权力时的利益谋求和心理流程，另一方面，是权力资源乞讨者、谋求者在这个过程中的精神动荡，它们经常交织在一起。
文学需要极端的东西，极端的东西既是必要的戏剧性因素，又是人的境遇的极致展现，无论技术上还是精神上，文学都需要这种东西。
生活中，参与权力游戏的人远比我在小说中表现的更加令人眼花缭乱，权力斗争把人性中残存的善良演化为赤裸裸的卑鄙，甚至残酷到杀人和被杀的程度，我们总应当想一想：这是怎么了？出了什么问题？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人出了问题？
我有责任给历史留下一份病理报告，留下一份档案，不管关于人的还是关于社会的。
我不愿意把这部作品解说成为所谓官场小说，尽管它涉及权力与位置。
权力究竟是什么？人们为什么对它趋之若鹜？这是历史问题，也是哲学问题，社会学问题，而文学关注的是情感方式，是心灵的震颤和扭曲，是孤独灵魂在无情世界面前毫无意义的反抗。权力在这里成了一种强力的象征。
我更为关心的是，当权力———尽管它是一种象征———成为无法反抗的生活主宰的时候，人类怎样生存？我观察到尊严被伤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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