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阿姨也住在我们这里。她小孩的第三个爸爸是我们这儿的副主席。我们这儿刚闹文化大革命他就给革命小将不知拖到哪儿去了。朱阿姨早早就剪掉了长辫子，省得大家给她剪。我那一回给爸爸带到春节联欢晚会上，一个又瘦又高的女人走过来，讲话飞眉飞眼的，头后面有个大蜂窝似的巴巴髻。我一看就走不动了！她是名声很响的朱依锦。她名声太响了，所以我们这些邻居从来见不到她的。她手里夹着香烟，跟我想像的名演员一模一样。她笑的时候露出长长的两排牙齿，每颗牙四周有一圈咖啡色，就像我爸从来不洗的茶缸子里面的颜色。她跟男的讲话，老要说：“哎哟你气死我了！”然后手臂就一甩水袖。像要甩到人家脸上似的，大家看着她那条看不见的水袖快活地直眨眼。她跟我爸讲话也那样，先看看我说：“老邱你的千金啊这么嗲，哎哟你气死我了！”她甩我爸一水袖。我爸和我都驾了云雾，给她迷昏了。我爸肯定跟我一样，认为朱阿姨是全世界第一仙女。朱阿姨那么舞着水袖走远了，一双脚大大的，走起来倒像完全没有脚，乘船一样。
下一个春节晚会我又见了朱阿姨，她穿一身“天女散花”的衣裳在台上东倒西歪地唱《贵妃醉酒》。那一段戏文我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
最后一次见朱阿姨，我在大门口看批斗会。临时搭的舞台太小，给批斗的人只好轮流上去。我就想看看朱阿姨戴高帽的模样。拼命往蹲在那里等着上台的一大片高帽子那边挤。一个男小将推我一把：“挤什么你？”
我还挤。看见一队高帽子下台了，另一队高帽子上台去。就是看不见朱阿姨在哪里。人戴了这种白纸扎的高帽子怎么都一模一样了？
男小将一只大手过来，提起我的棉衣后背，像我们逮蜻蜓那样。我四只脚悬起，使劲地乱刨空气。
“就你捣乱！小反革命！”
我被提起来这一下，可算看见朱阿姨了！她在一顶高帽子下拽出一蓬刘海，两只手都给墨涂得漆黑。她一只黑手搁在胳肢窝下，另一只黑手翘在空中，夹一根烟。
“我操你妈！”我对男小将喊起来。
朱阿姨一下抬头，找到了我这条粗大的嗓门。
男小将把我一扔，说：“再骂！”
“我操你奶奶！”我边骂边得意地朝朱阿姨瞅，让她瞧瞧我出息了多少。
朱阿姨先傻一会，忽然笑起来。用那只涂黑的手捂着嘴，咯咯咯地笑。
大概就是那次笑坏了。从此以后批斗朱阿姨就单独批了，高帽子也加了高度，脖子上还挂着一串破鞋子。全国的著名女演员挨斗都要挂破鞋。大家说：“不做破鞋怎么做女演员啊？”朱阿姨对再高的帽子都没意见。就是不要挂破鞋。每次都哭啊闹地给人从大门拖出去。每次朱阿姨给拖出去的时候，韦志远都从板凳上站起来，恭恭敬敬站在凳子一边，就像给朱阿姨让座一样。五十岁的朱阿姨像个赖学女孩，屁股向后扯，身子又给人扯到前面。韦志远就那样站着，不知该帮谁。
朱阿姨出事是在昨天晚上。是她的广东保姆讲出来的。广东保姆费了许多力气才让大家听懂，朱依锦“食了毒药”。朱阿姨一天到晚换保姆；一听保姆告诉她邻居家的丑事，她就把保姆辞掉。最后她到广东找回一个保姆，大家再想听她讲朱阿姨的事也没法子听懂了。革命小将对广东保姆说过许多次：“你解放了，可以回老家了！”广东保姆好好地谢了他们说：“那你给我买火车票吧？”保姆不要“解放”，一直陪着朱阿姨。连朱阿姨自己的孩子都同她划清界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什么毒药？”大家打听。
“安——眠——药！”保姆说：“一——百——粒！”
“唉哟！”有人说：“那要吃半天吧？”
保姆洗脸一样抹一把鼻涕眼泪说：“反正不演戏了，有一个晚上，慢慢食啦。”
朱阿姨家的门给封了，保姆也就被强行解放了。她拎着包袱，从韦志远脚边，迈着逃荒的步子从这个大门走出去了。
我到医院看朱阿姨的时候，是晚上六点。医院在开晚餐，满楼都是搪瓷盆子的声音。我
不知朱阿姨床号，只好一层楼一层楼地找。问护士，护士反问我：“什么病？”我说：“没病。是自杀。”护士说：“我们医院没有自杀科。”
后来我发现这医院还真有“自杀科”。所有给塞在楼道里的床上都插着小牌子，在“病因”这一格填有“畏罪自杀”。每一层楼，不管内科外科，都有几张这样的床。自杀科的病员都是自杀到一半给人发现的。有的是杀得不够“稳、准、狠”，有的一杀就怕了，赶紧自己投案。朱阿姨知道那天晚上十点，两个男小将来提审她；她刚把肚子胀鼓鼓塞满安眠药，他们就到了，两个药瓶子还在桌上轻轻滚动。
我上到六楼，就看到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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