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感到一阵寒意，就像有人用粉笔划过黑板一样。“我当然记得，”我说，“但不知怎么这个纸条又放到了我的信箱里。我以为你又给我打电话了呢。”
“没有。”
“肯定是留言条掉在地上，然后某个好心的傻瓜把它放回到我的信箱，现在我又收到它，以为这是又一次电话呢。”
“肯定是这么回事。”
“当然，”我说，“安妮塔，那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时喝了几杯。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你可以提醒我我们都谈过什么吗，以免我漏掉了什么。”
我们谈了给米基矫正牙齿的事，我告诉她采取另外一个方法。我向她保证，记得这部分谈话。还有别的吗？我说我很快会再寄些钱过去，会比不久前寄的钱多一些，给孩子买牙箍的费用不成问题。我对她说那部分我也记得，她说就这些了。当然，我还跟孩子通了话。哦，没错，我对她说。我记得同孩子们说过话。就这些？嗯，这么说我的记忆力还没那么坏，是吧？挂断电话后，我抖得厉害。我坐在那儿竭力回想她所描述的那段对话，但徒劳无功。从我在星期天晚上喝了第三杯酒，到我在医院摆脱宿醉之间的一切都成了空白。一切，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我把纸条撕了又撕，将碎片放进衣袋。我看着另一条留言。钱斯留的电话是他联络站的号码。我把电话打到了城北分局。德金不在，但他们把他家的电话号码给了我。他接电话时听上去有些迷糊。“等我一分钟，我点支烟，”他说。等他再拿起话筒时，声音又恢复正常了。“我在看电视，”他说，“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你想到什么了，斯卡德？”
“那个皮条客在找我。钱斯。”
“怎么找你？”
“通过电话。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号码，让我打给他。是他的电话联络站。所以他可能就在城里，如果你想让我引他出来——”“我们没在找他。”
有一刻我以为自己肯定是在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里跟德金通过话，而谁打给谁我已不记得了。但当他说下去时，我意识到事情并非如此。“我们把他找到警察局问话，”他解释道，“我们发出逮捕令，但他主动上门，还带了一个滑头律师，他本人就很滑头。”
“你把他放走了？”
“我们他妈的根本没有理由扣留他。他从估计的死亡时间前六小时，到那之后的七、八个小时都有不在场证明。这证明看上去无懈可击，我们还找不出破绽。帮查尔斯？琼斯登记入住旅馆的服务员说不出他的相貌。我是指他都无法肯定那个人是黑是白。他隐约觉得那是个白人。你怎能把这些材料交给地方法院检查官呢？”
“他可以雇人帮他租那个房间。那些大旅馆根本不注意进出的都是什么人。”
“你说得对。他可以雇人帮他租房间。他也可以雇人杀她。”
“你想他是这么干的？”
“我可不是雇来想的。我知道我们治不了那个婊子养的。”
我想了一下，“他为什么打电话给我？”
“我怎么知道？”
“他知道是我把你们引向他的吗？”
“我可没露口风。”
“那他想找我干什么？”
“你干嘛不问他？”
电话亭里很热，我把门打开一条缝通点风。“也许我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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