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好斗因素越聚越多，以至我们都不能自我控制，甚至在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
我跟巴普西相处得最好；主要是她是我们中间最安静的一个。我们经常一道去拉客。我们俩买一样的黑色紧身超短裙。里面，我们穿上黑色连裤袜，系上吊袜带。这身吊袜带和黑色连裤袜装束在我们少女的身上，简直令嫖客们神魂颠倒。更何况我们的脸蛋还保留着稚气。
1976年圣诞节前几天，我爸爸动身去休假，他允许我回他住的屋子里住，那里只剩下我妹妹一个人了。他甚至还允许我把巴普西也领去。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巴普西和我拼命吵架，甩出一大堆粗话，吓得我妹妹——她比我小一岁——直哭。她显然不会想到我们的双重生活，而我们吵架时则使用妓女的伎俩。
第二天早上，巴普西和我又成了世上最好的朋友。总是这样，当我们睡了个好觉，我们又平平静静地回到现实，我们一般还是比较安静的。巴普西和我决定不要马上注射毒品，要尽可能地拉长注射的间距。我们经常这样做——一种真正的运动。讨厌的是，我们不谈别的，光谈有一针上等的可卡因在等待我们。就像两个等待圣诞礼物的孩子在想入非非。
我妹妹好不容易才明白我们不是处在正常状态中。她没有想到我们吸毒，她以为我们有别的原因。她很认真地发誓要保守秘密。
巴普西去找给白奶酪加香料的东西——今天，她选择了草莓香精——她最喜欢这个。她几乎只吃加香料的白奶酪。我的食品一点儿也不复杂：白奶酪、酸奶、布丁、选帝侯街地铁站卖的一种煎饼。我的胃承受不了别的。巴普西在准备她的混合奶酪。就像庆祝宗教仪式一样：我们三人都在厨房，巴普西郑重其事地在准备食品，我和我妹妹虔诚地盯着她。过一会儿，我们仨人将高兴地品尝这一堆早餐白奶酪。吃完东西，巴普西和我要去注射毒品。
巴普西搅拌完的奶酪，变成了一个大雪人。可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叫我妹妹先吃饭。我们俩立刻跑进浴室关上门。我们已经犯瘾了。
我们只有一只可以使用的注射器，我说我先打。
巴普西发脾气了：“为什么总是你第一？今天我第一。因为这是我的可卡因。”
这下气坏我了。的确，她总是经常比我们的可卡因多，因而会给我们一些，但是我不能忍受她拿得更多。我对她说：“听着，老朋友，你别夸口。你打针占的时间太长。”这是真的，她打针少说也要用半个小时。她的静脉看不见。假如她第一针没有扎准，她就惊慌失措，不断地扎，她会越来越慌。如果她最初扎准了，那真是运气好。
那时候，我没有这类的问题。或者由戴特莱夫给我注射——这是他的一个特权——或者我瞄准一个地方，自己用左手扎。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胳膊上形成了血栓，我的皮肤成了毡纸。于是，我也找不到下针的地方了。
那天早晨，终归是我赢了。我拿着针管，一扎就扎准了，注射只用了两分钟。这一针打得很可怕。我的血液沸腾。我感到热，太热了！我用凉水冲脸，冲完之后我感觉好多了，我开始在屋里到处乱翻。
巴普西坐在澡盆边上，把针往胳膊上扎，又开始了她的“表演”。她喊叫：“混蛋，人都快憋死了！打开该死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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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了针，感觉很好，这个女子我不怕她。我回答她：“别来烦我。你嫌闷，是你自己我的。”
巴普西把血弄得到处都是，还没有找到静脉。她越来越紧张，大叫：“这屋里怎么没灯呢？给我拿灯去。到寝室里给我拿灯去。”
我很不情愿地去把灯拿来。但是巴普西还是没有找到静脉，我害怕我妹妹发现，最后我帮她注射。这样巴普西总算打完了针。她立刻安静下来，认真清洗针管，擦净澡盆上和地上的血迹。她不再说一句话。
我们回到厨房，我准备吃白奶酪。可是巴普西却抱着沙拉盆，一个人吃。她使劲强迫自己吃，把沙拉全吃光了。她只是对我说：“你最知道为什么。”
我们俩人都很高兴在我父亲屋里住了几天。从第一天早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什么原因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吸毒者，久而久之，吸毒者都成了这个样子。吸毒破坏他与别人的关系。甚至在我们的小团伙里——大概我们都还太年轻——我们相互间也争吵不休，我一直认为，这很不正常。
我跟戴特莱夫的争吵越来越凶。我们的身体已经被损坏了。我身高1米69却只有43公斤，戴特莱夫身高1米76，只有54公斤。当我们感觉格外难受时——这是常有的事——我们都很烦燥，互相谩骂，都想骂到对方的痛处，突然甩出租俗的语言。对于戴特莱夫和我来说，痛处就是卖淫（当我们不吵架时，我们故意把这个看成是次要的，纯粹是例行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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