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去阿斯尼广场，那儿有一个改作它用的老车站。很快就到了。那家伙很客气，我甚至忘了这是一个顾客。他说他很想再见到我，但是他三天后就要与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去挪威度假，我问他是否能把我捎到科技大学——在那儿，早上可以找到可卡因。他欣然同意。
1975年5月18日，天气晴朗。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我15岁生日的前两天。我一边闲逛，与两、三个小伙子聊天，一边逗一只狗。真不错，我居然不着急注射毒品，我可以等到真想打针时再打。因为我还未达到身体上必须依赖毒品的程度。
不一会儿，走过来一个家伙问我们要不要毒品。我说要，我用40马克向他购买。我在东路透大街的女厕所里打针——那里比较干净。我只把一半的毒品倒进针管里，因为开始戒毒后，量就不应该用的太大。我带着庄严的神情注射毒品，心里默默地说，这是最后一针了。
我两小时后才醒来，后半身还坐在马桶上，针头插在膀子上。我的东西撒了一地。但是我感到还可以保持住平衡。如此看来，我选择戒毒正是时候，还来得及。我在库丹姆游荡的日子结束了。我在餐厅花二块五马克吃了些土豆泥和大葱，但是几分钟后我全吐了。我拖着身子走到地铁动物园站去向戴特莱夫告别，但没有找到他。我必须回家了，我的小猫需要我。
可怜的小东西没有动弹，依然睡在我枕头边上。我清洗针管，又给它灌了一点儿葡萄糖和洋甘菊剂。这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我的吸毒史的最后一天。假如我又去吸一天毒呢？
正在这时，我妈回来了，问我下午在哪儿呆着。我说：“在库丹姆大街。”她不高兴：“你说过你要去戒毒所接受治疗。
我勃然大怒，吼叫道：“让我安静会儿！我没有时间了。你懂吗？”她也大叫道：“捆上你的东西，立刻滚到戒毒所去！你自由了，没人管你了。”
我刚做好了一盘排骨和土豆泥。我端着盘子到卫生间，把门关上在里面吃。这就是我与我妈呆在一起的最后一夜。我与她吵架，因为我烦。于是她明白我又注射毒品了。
我往我的大皮箱里塞了些衣服。我把注射器。勺子和剩下的可卡因藏在我的三角裤里。我们到了戒毒所。那里的人什么也没有问我。果真他们什么人都接收。他们那儿甚至有掮客——在吸毒圈里溜达的人。
但是，他们问了我妈一些问题。接收我之前，他们想把付钱的事先讲清楚：第一个月先付1500马克。我妈自然拿不出这笔钱。她答应第二天早上凑足了这笔钱交来，她只有向银行借——肯定能借到。她请求他们先收下我。
我要求上厕所。他们答应了，这里他们不搜查你。不像别的地方，假如从你身上搜出吸毒的工具，就不要你了。我很快给自己注射了一针毒品。我回来时。他们看出我神情恍惚，但是没有说什么。我把注射器和剩下的一点毒品交给他们。那人先是一愣，立刻向我表示鼓励。
他们把我领到一间隔离室。里面有三个人。其中一人第二天一早就走了。
他们发给我关于教堂的科学治疗法的理论书。这是个怪诞的教派。关于它的理论，你可信可不信。可我此时此刻的确需要信点什么。
两天之后，我被允许离开隔离室。我与克里斯塔同住一屋。她挨了一顿痛打，他们不再给她治疗，因为她不停地讽刺治疗法和负责治疗的人。她不住地翻地板缝，说是可能有人把可卡因藏在里面。她领我到了顶楼：“只要在这儿放几块垫子，就可以变成安乐窝，再有点儿酒。大麻，等等。”这个女人让我感到厌倦。我到戒毒所来是为了摆脱困境，是为了戒毒，可是她却不停地谈论吸毒，毁坏戒毒所的名声。
第二天，我妈打来电话。她告诉我小猫死了。说完这个，她紧接着向我祝贺我的生日。这些对她来说很平常。我却趴在床上哭了一上午。
那些家伙见我这个样子，说我需要来一场治疗。他们把我与一个家伙关在一个房间里——一个曾经吸过毒的人——他命令我做各种离奇古怪的动作。我不得不照着去做。
他对我说：“看这面墙。靠近墙，摸这面墙。”然后又重复这个动作，一连好几个钟头。我触摸四周的墙。不一会儿，我就烦了：“瞧，这该有多么蠢。你疯了怎么的？让我安静一会儿，够了，受够了。”他不停地笑，劝我继续坚持。后来他又让我摸其它的东西。直到我精疲力尽，我扑在地上大哭。
他笑了。当我稍稍平静一点几时，他又让我从头开始。我变得麻木了。甚至在下达口令之前，我就机械地去摸墙。我惟一的念头就是：“这一切赶快结束吧。”
五小时之后，他说：“行了，今天就到这为止。”我感觉很好。他把我带进另一间屋子，里面有一个奇怪的仪器，是手工做的。一个用白铁做的吊在两个盒子之间的挂钟。那家伙命令我把手放在那儿，又问我：“你感到好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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