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是纯粹礼节性的。教皇的代表与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彬彬有礼地把谈话范围限定在了对纽约天气的评论和对统蒂冈天气的回忆中，这样就义使美国的各大报纸得以在他们的新闻稿中写下“具有象征意义的教俗会晤是在亲切友善的气氛中进行”这样的字句。
不过这种亲切友善的气氛只持续了二十分钟，就被来自其他地方的不友善空气给破坏了：从已经断断续续开了将近三十个小时的安理会会议的会场，传来了印度人要彻底惩戒巴基斯坦并扬言不惜对支援该国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消息。
整个世界的气氛都变得紧张起来，联合国副秘书长办公室的气氛也不会例外。红衣大主教非常知趣地起身告辞，特别是他听说梅内克斯作为印度总理塔帧尔和巴基斯坦总理约希姆·汗的共同朋友，被联合国秘书长特选为他的全权代表，前往两国进行和平斡旋的时候，他很礼貌地对梅内克斯表示了祝贺和祝愿。
教皇代表对联合园的初次访问按说本应该到此结束，但红衣大主教在走进电梯时，却刚巧碰上了原先并未安排会见的联合国秘书长；这样，宗教联合国与世俗联合国代表的握手，就在无意中升了格。尽管这只是一次意外的会见，并且在匆忙的寒喧中，连纽约或梵蒂冈的天气这样的话都来不及谈，但却为红衣大主教和联合国秘书长日后共同经历的一段遭遇，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香港2000年1月12日
“我在二十岁那年成了孤儿。这话你听来一定觉得好笑，可我确实是在那一年里，既没有了母亲，也没有了父亲。”
罗加太平山顶望着香港的万家灯火，婵突然对李汉讲起了她的身世。她的自己永远也讲不清的身世。
我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她说，可我的父亲是中国人。但他们都好像是没有祖国的人。他们总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漂泊不定。她无法说清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的。
我的母亲气质忧郁，她又说，我的父亲同样沉默寡言。李汉想起她曾说过，她的母亲用手隔着信封读她父亲写来的信或别人写给她父亲的信。
我们一家是十五年前来到香港的，那年我九岁。她沉入了回忆。一到这里，父亲就像变戏法似地变出一家店铺来，我们就靠着它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她不讲了，朝山下望。
李汉默默地用眼神鼓励她讲下去。
后来，那个叫苏联的国家不存在下，我的母亲像丢了魂，这好理解，因为那毕竟是她的国家。她的眼神像山腰的雾一样迷茫。可我的父亲也跟着母亲丢了魂，这就让我搞不懂了。那时我小，也不想去懂。现在大了，想懂也没有地方去懂了。
雾慢慢地从山下涌上来，李汉轻轻楼住婵的肩头。
直到一九九七年，我的母亲突然要回第比利斯去为她自己的父母送葬，我的外公外婆被内战的炮弹炸死了，结果母亲一去未回。她的眼睛里有泪。而我的父亲则在这—年七月一号到来之前，整日整夜地坐卧不宁。
他总说，谁都可以在那个日子之后在香港呆下去，只有他不行。但他舍不得我。他一直陪我呆到六月三十—号的晚上……天亮时，他不见了。只给我留下一张把店铺变卖后的银行存单。
她说不下去了。其实她所知道的关于她家世的故事就这么多。她不可能讲得比这再多，李汉想，更多的东西都被她那沉默的父母有意识地隐去了，或带走了。
从此，我就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半是梦，一半是真实。可我常常觉得我的梦比真实的世界还要真实，而且可怕。我总是在后来的真实中，看到我早巳梦见过的东西，这让我连自己都感到害怕。我总是怀疑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它使我很孤独。我说的不是寂寞。你知道孤独和寂寞并不是一回事。
“是的，寂寞是一个人时百无聊赖，一群人时烦恼顿消；而孤独则是侧身闹市，你也依然只有形影相吊。”
李汉觉得自己像是在制造格言。
“不错，这就是孤独。直到遇上了你。”
婵抬起头来，李汉发现她己泪眼迷离，整个香港都在她的眼圈上闪烁，这更使她有一种令顽石也会动心的诱惑……他缓缓俯下身。向她也正迎他而来的微张的双唇吻去，久久地深深地沉沉地吻着。直到吻得她在他的臂弯中软敦地向下滑落，直到吻得她忽然勃然变色惊恐万端地喊道：“看。她又来了，她就在那儿，在你身后，她身上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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