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彼得广场上滚过一片失望的声浪。
数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虔诚教徒，在广场上等了整整一天。他们希望能亲眼目睹新教皇在圣·彼得教堂的阳台上向众人挥手时的风采，可他们一连失望了三回。
多丽丝也挤夹在人群里，她并不信教，但她是一位红衣主教的女儿。这她在一个月前才知道。她也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刻从日内瓦大老远跑到罗马来，在梵蒂冈唯一的广场上，那些嘴里喃喃念四、右手不断在胸前画着十字的人挤在一起，等待着那全世界翘首以盼的时刻。
她有一种直觉。前天早晨一听到教皇病逝的消息，她就往鲁昂教区杜米埃红衣大主教处打了电话，回答是主教大人已经去了梵蒂冈，一种强烈的感觉涌了上来：肯定会发生什么与她有关的事情。
她这么想着，就开着她那辆“法拉利”赶到了日内瓦国际机场，圣巴斯蒂安，杜米埃红衣大主教并不知道，与他一墙之隔的圣·彼得广场上，站着他的女儿，小多丽丝。此刻，他正与其他0位来自全世界的红衣主教一起，被分别“关”在西斯廷教室的密室里，往选票上写自己心目中教皇的名宇。教堂的大门已经从外面上了镇并贴了封条，既没有人出得去，也没有人进得来。连食物和药品，也只能放在转盘上，由人工转动从一个小窗口送进送出。
第三轮选举仍无结果。这一消息被德蒂冈电视台证实之后，记者们开始向教廷新闻署的官员打听各位候选人的获票情况。新闻官们很有礼貌地岔开了这类敏感问题，记者们便又开始打探各位候选人的身体状况以及三餐菜单之类虽然琐碎但绝非无足轻重的细节。
新闻署的官员当然不会告诉他们，由于连着三轮关在密室内的选举，许多红衣主教大人都已经感到吃不消，个别的甚至出现了晕厥。只好把各位大人放出来，转移到临时餐厅里去透空气。现在，主教们正一边用餐，一边用低语和目光交换着意见。
国务大臣马里奥·冈萨雷斯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周旋在红衣主教们中间；距他一手策划和期待的胜利、还有一步之遥了——法国鲁昂教区红衣主教圣巴斯蒂安·杜米埃在五位候选人中获票最多，74票。还差一票，就够当选教皇的必要票数。
这一点，记者们更不可能从新闻官员的口中掏出来。
北京2000年2月9日
夜幕刚把病房的窗户完全罩住，梅怡就从昏睡中醒了过来。这回她不像往常，每次都似醒非醒。这回她出奇地清醒，看上去就像所有缠绕她的病痛都在一场昏睡中消退了，只剩下她自己又齐齐整整地从某个不知名的地方折了回来。
“我看见维英了。”她对一直守候在身旁的何达说。吐字很清晰，声音很低。
“在哪儿？”何达让她说得心头一惊。
“他飞得太高，我撵不上他。喊他，他也不回头。”她又说。
“你知道他是开直升机的。”何达随口应道。
“那他也该认识自己的妈呀！”她眼神幽幽的，声音也幽幽的，“他不理我，只顾自己往前飞，越飞越远。我喊他，维英，维英，他就是不理我。然后，天上打了个炸雷，他就不见了……
你说，这孩子，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当然，他……一向很机灵。”何达觉得从没哪次说话像今天这么困难。
这时有人敲门；
梅怡和丈夫对视了一眼，从目光中他们都知道对方猜出来人是谁了。
何达起身把门打开，不错，是梦辉。她手中捧着一束花，让何达奇怪的是，不是鲜花。是一束已经枯了很久但颜色依然鲜艳的干花。
梦辉站在门边犹豫着，不知该不该走进来。
梅怡动了动嘴，吃力地吐出一个宇：“来……”
梦辉突然扑到床边，泣不成声地，“老师，我来看您……。·您瞧，这是您在我回国后，首次个人演唱会时，让人送给我的……花。”
梅怡一震：“花？那都多久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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