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笔钱还是没有送来，她就牵着这男孩的手，带他进城去。
加拉尔夫人认识住在离河不远的莫特勒里大街的一个制革匠，此人名叫格里马，他迫切
需要年轻的劳动力——不是需要正规的学徒或伙计，而是需要廉价的苦力。这行业有些工作
——刮去腐烂兽皮上的肉，混合有毒的嗓剂和染浆，提炼腐蚀性强的植物棵料——对人体有
生命危险如此一个有责任感的师傅尽可能不叫他的满师的助手于这种活，而是利用失业的瘪
三、游民或没有人监护的儿童，这些人一旦出了问题没人过问。加拉尔夫人当然知道，格雷
诺耶呆在格里马的制革工场里，按照一般人的估计肯定是九死一生。但她不是多愁善感的女
人。她已经尽到了自己的责任，负责照料的关系已经终止。这小孩今后会发生什么事与她无
关。倘若他死里逃生，这当然也好，倘若他死了，那也是好的——关键是，一切都合情合理。
她叫格里马先生写了个认领这男孩的证明，自己则开了个拿到十五法郎手续费的收据，又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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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返回复鲁纳大街家里。她一点儿也觉察不到自己的良心有什么不好。相反，她认为自己不
仅做得合情合理，而且做得大仁大义，因为把一个没有人肯给抚养费的小孩留下来，无可避
免地会成为其他孩子的负担，甚至成为她自己的负担，这很可能危及其他孩子的将来，甚至
危及自己的将来，也就是自己有保障的单独的死，而这样的死，是她今生仍然希望的唯一件。
由于我们叙述加拉尔夫人的身世到此就要结束，而且后面也不再提到她，因此我们想用
几个句子叙述一下她的晚年。加拉尔夫人尽管在童年时心灵上已经死亡，却很不幸地活到很
老。公元一七八二年，即在她年近七十的时候，她放弃了自己购行当，按计划花钱买了份养
老金，坐在自己的小屋子里等死。但是死神姗姗来迟。世上人们估计不到的、国内从未发生
过的事件到来了，这就是革命，也就是一切社会、道德和超越一切范畴的关系的一次急剧的
变革。起初这场革命对加拉尔夫人个人的遭遇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后来——她那时近八十岁
——据说突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她的养老金发放人被迫流亡，财产被没收，他的产业拍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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