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着，她转到办公桌另一边，拉开抽屉，从里面端出一只白色的大搪瓷碗，上面还扣着另一只碗，苏莉揭开扣着的搪瓷碗，下面盛着满满一大碗米饭，还有几只酱蛋和一些炒青菜。
我带着怪异的目光看了看那大搪瓷碗里堆得高高的米饭，又比较了一下苏莉的面孔：“我说小莉，这碗饭比你的人头还大一圈。”
“去去去，”
苏莉白了我一眼，“喝了一口老酒就开始讲醉话啦，快过来吃饭吧。”
“好，我过来吃，”
我头有点晕，手里托着油纸包摇摇晃晃地走到她身旁，望着苏莉两腮上红艳艳的浓妆，我不禁脱口而出，道：“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她低头专心地用饭匙翻弄饭菜，没听清我在嘟囔什么，“嗯？你说什么？再讲一遍。”
“我讲的是，一半是烧鸡，一半是米饭。”
我坐下，胳膊肘支住身子，看着她泛着桃红的两腮发楞。
徐晶来了，她睡在我旁边。
夜里三、四点钟，我忽然醒了，觉得右臂被什么东西压住了，毛绒绒的，我费劲地睁开眼睛，扭头一看，一头短发的徐晶躺在我身边，枕着我的手臂呼呼大睡。
我的心狂喜地跳动，一把把徐晶搂进怀里，我用脸颊摩挲着她的鬓边，贪婪地嗅着她发间散发出来的清香。
“嗯……呣……”
徐晶挣扎起来，含糊地抗议道：“侬做啥啦？让我困一歇呀……”
她是苏莉。
＊＊＊＊＊＊＊＊＊＊＊＊老妈催我回上海一趟，说给我介绍一个外商认识一下。
关先生，四十出头的年纪，微微有些谢顶，个子不高，但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地望着我走近他。
经过交谈和老妈在一旁敲边鼓，我得知关先生是新加坡华人，早年留学澳洲学医，回新加坡后却一直从商，经营家族生意，他的姨母在五十年代出于满腔热血，回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没料想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整得死去活来，最后心灰意冷，趁着七十年代末廖承志改革侨务的大潮，带着全身心累累伤痕，扶夫携幼，重出国门定居香港。
何阿姨，也就是关先生的姨母，与老妈是大学同学，尽管当年何阿姨满身的“海外关系”疑团，而老妈嫁了一位革命退伍军官，但两人始终没有断了联系，包括何阿姨去香港以后，两家仍然有书信来往，只是何阿姨对当年的炼狱生活依旧耿耿于怀，不愿回到上海，这个会勾起她无限痛苦回忆的伤心之地。
关先生已经在上海置了物业，玉兰花苑一套三室两厅的公寓，住宅和办公地点合二为一，楼宇虽然陈旧了一些，但地处闹市，交通方便，不失为一个精明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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