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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连江很后悔当初没有听从我的建议，贷款入股丁香大酒店，按照他当时的地位，肯定成为改制后酒店的董事长兼总经理无疑，那样也就轮不到景泰蓝了。
万连江说：叶燕雁，我的爱人，如果当初我不离开丁香大酒店和后来的新丁香大酒店，我们的家庭就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不可能发生这么多变故。
当时，丁香大酒店与很多经济效益不佳甚至负效益的国有企业一样，只有两条路可走，一种是委托有经营能力的人（所谓的职业经理人）来经营，人们一般称之为“委派”；二是把它卖掉，阻止资产的无效损失，被人们称为“卖派”。当时酒店的主管部门采取了后一条道路。
但是，在我看来，把国有资产卖掉，其实逻辑上就站不住脚，在中国，既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卖家”，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买家”，因为国有资产主体的缺位，政府官员作为委托人不是真正的“卖家”，而任何老百姓（自然也包括企业原来的管理层）都不可能有巨大的现金买得起国有资产，所以“卖”只能是低价卖，只是一种文明的谎话，本质上是一种“私分”。
第十三章我是叶燕雁（12）
但是这个话不好讲，于是就冠以“培育资本市场”、“向前看”、“改革闯关”等美妙词语，用“美丽的谎话”来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性。如果卖了以后，资产的效率提高了，为国家缴纳更多的税款，社会整体的经济福利提高了，“卖派”的谎话也还是有用的谎话，“卖派”就具有了合理性。
国企改制分为增长型和分配型两种，丁香大酒店的改制属于后者，将改变产权后的企业资产变卖成为私人财产，以市场经济为名化公为私，比如管理层出资100万，可能买下的就是1000万的国有资产。
但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主要在“卖”不在“买”，在官不在商，在“国”不在“民”，所以即使有罪也怪不到收购酒店资产的管理层，几乎没有风险、一本万利的买卖，万连江却坐失良机。
丁香大酒店改制后，一部分买断了工龄、没有返聘回去的职工，又没有找到新的出路，到酒店吵过几次，但是无济于事，酒店现在是私营企业，你扰乱人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是要治罪的。
的确，购买者的良心坏了，低价购买国有资产，占了国家的便宜，可那时候是国家鼓励人家买嘛，政府主管部门要甩包袱，负担不起无效益酒店的维持和职工的养老保险，所以就“放权让利”，是国家要让利，不是买的人要贪利嘛。
至于在这种“放权让利”的模式下，结果“放权”变成了“弃责”，与酒店收购方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你是优秀员工，改制后的酒店都已经优先返聘，减人增效，新的所有者和经营者不仅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得到良性发展，而且上缴国家的税款翻番还不止，下岗的职工应该去找政府而不是找改制后的企业。
但是，政府也不是那么好找的，在这场交易中，主持把酒店“卖”给购买者的“政府”好象也并没有什么责任：国家负担减轻了，而且当事官员并没有从中得到私人的好处，为什么要由他们承担责任？
一句话，你不贱卖，人家能贱买吗。如果不贱卖，经济改革还如何推行得下去，那岂不是政府的不作为，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嘛，无所作为，怎么向上级政府交代，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
我说：当时的事情都过去了，再提也没有意义，景泰蓝为什么到这个时候了还要把你聘回去？
万连江解释说：
我做总经理，不威胁他在董事会的位置，董事会的大小董事，几乎都在酒店管理层担任大大小小的职位，他不好管理，有些想法也无法施展，如果以董事会的名义聘请一位职业经理人担任总经理，管理上就无须顾及那么多，而我的条件很优秀，不仅出身于丁香大酒店，酒店管理层还有大部分人认识，有感情基础，而且我有过更高星级酒店的管理经验，成功带领香格里拉大酒店评上五星级酒店，容易服众，再者，景泰蓝希望我带一些人才过去，占据一些重要位置，免得大大小小的股东分不清自己是老板还是打工者，净瞎掺和。
万连江突然问我：明天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一下子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说，就这样吧，照样上班。
万连江说：我问的不是这个，我要搬家了，米哈依洛芙娜会是一个好妈妈，你把贝贝交给她，不用担心什么，再说阿姨还在嘛，我是问你……
我明白了万连江的意思，他是担心我的个人问题。但是我把握不准徐福阳的心思，再说我也不想在万连江面前提这个事，于是轻飘飘地说：你就别管我的事了，你把贝贝照顾好，我就谢天谢地了。
唉，万连江叹了一口气，都是我害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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