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是为了蒋个人的政治目的和需要，组织起来的一个独裁统治的御用工具。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侍从室不断发展扩大，从原来的第一，第二两个处，扩增到3个处，编制和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周密了。
这一时期是这个机构发展的重要阶段。
侍从室人员精于，业务集中。
因为它随时准备跟随蒋出发到各地活动。
根据蒋介石的意图，如果机构庞大了，运用就不灵活，而，住也不便于掌握。
从两处主管的业务重点看来，侍一处的第二组，最多只有三四个参谋人员，待二处的第四组也只有两三个秘书人员，两组的工作是很繁重的。
从侍从室改组后，这两个组的负责人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它是多么重视了。
第二组组长是由钱大钧自己兼任的，第四组组长是由政学系政客杨永泰一手培养起来的得力助手董方担任的。
因而这两个组也就形成了蒋介石的侍从室的核心。
在后来1946年，侍从人员先后由重庆所谓还都南京，这时的侍从室所属单位已改为参军处；文官处，参军长商震；文官长吴昆昌，设在长江路。
侍卫长室也改为警卫室，主任是黄埔军校二期生黎铁汉，随蒋的官邸，设在紫金山麓的香林寺。
蒋介石有时到官邸各办公室巡视。
1946年的一天，蒋在侍卫官护卫下，走进香林寺附近的国防部电台，他看到发报机上有灰尘，就责问电台台长几天擦一次，台长回答，每天小擦，一星期大擦洗，蒋介石拖着台长的右食指在发报机上划，满指是灰尘，便怒目责怪他不诚实，马上下令把少将台长禁闭起来。
南京气候干燥多灰尘，在场的人都知道台长说的是实话，但谁也不敢代其解说。
二.
侍六组的业务是直接秉承蒋的意旨处理的。
除了侍一，侍二两处主任可能知道有关的一部分情况以外，其业务对侍从室内部也是严密封锁的。
至于侍一处和侍二处的工作，则由两处“主任”直接对蒋负责。
抗战时期，蒋介石以战时体制为借口，不断打破行使政治权力的常规程序，使得侍从室这个政治怪胎的权力极度膨胀。
内容未完，下一页继续阅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