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们准备进攻的重点地区，必须派出小组，以便制止敌人的进攻和揭露他们的阴谋。
叶剑英得知后，当即致函执行部美方代表罗伯逊和国民党方面代表郑介民，就安平事件提出抗议。
叶剑英看到，虽然美军和国民党早已勾结一气，但现在是美方进一步直接卷入中国的内战，美方已失去调停人身份，变成当事人，谈判因此也由三方变为两方之间的事。
叶剑英向罗伯逊建议马上派调查小组前往安平地区，得到国民党和美方同意。
（bp;派往安平的第二十五特别执行小组的三方代表，在北平总部就开始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辩论。
国民党方面一味寻找借口，拖延小组出发日期，直至国民党军第一期进攻香河的军事行动暂告结束，才答应执行小组去实地调查。
由于美方卷入争执，不宜担任当然主席，经过中共方面提出，另两方只得同意由三方人员轮流担任主席。
由于中共，国民党和美方各执己见，调查陷于僵局，中共方面即根据调查材料公布安平事件真相。
马歇尔在官邸与蒋介石商谈安平事件处置基本意见。
8月5日，病愈后的司徒雷登与马歇尔，
蒋介石一起交谈安平事件善后方案。司徒雷登利用这个机会，向蒋介石说明了成立一个非正式的五人委员会的打算。
司徒雷登“建议由国共双方各指派两名代表”，由他作仲裁人成立一个被人们“五人委员会”，“会上可以就各种问题进行争论，无须作任何承诺。”
蒋介石表示同意，提出一些先决条件，首先是承认国民党军队新占领的共产党地盘。
司徒雷登下山，回到南京。
当晚他向周恩来和中共代表转告了蒋介石的条件，谈了五个小时。
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载了“在我讲出那些先决条件后，周恩来向前倾着身子，低垂着头，神色沮丧，有好几分钟没有开口。
已经有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形了，这似乎又出现了国共妥协的可能性。
但是双方的疑虑和恐惧以及互相对立的目标和思想意识每次都成了主要障碍。
不管共产党人的意图如何，我确实感到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按照他们的条件来实现联合。
国民党人则更为犹豫和多疑。
我再次同周恩来以及其他本来要参加我提议的那个非正式委员会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进行了会谈。
周根本反对委员长有权提出任何先决条件，而且反应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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