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年底，我打了几个电话联络了一下，和几个要好的朋友一起出了一本书。当时新概念特别火，我们这些人的热乎劲儿还没过去，三个月后，这本书给我带了一笔为数不少的收入。
我用这笔钱从家里搬出来，回到海洋局大院——经济上一独立，就彻底成了自由之身。我在小窝呆着，哪儿也不去，每天逃课，时不时找穆丹或者别的什么人去玩儿，过上了我一直渴望的那种接近自由的生活。也就是那时候，我开始写这部小说。刚开始的那几个月里，我独自呆在小窝里，废寝忘食地写，夜以继日地写，那时候，我每天的活动只有三个：吃饭、睡觉、写小说。
我希望把我知道的微微写出来，再次和我生活在一起，原因很简单，我想念她。我记得，第一次动笔那天，我向自己保证：这书写完之后，我要寄给微微一本——如果还能找得到她的话。
尾声祁又一
在现实中，我和微微，我们的关系如同其他所有关系一样，即不稳固又不可靠。也许，我们的关系曾经坚如磐石，但是现在，我们的关系像一条若隐若现的磁力线，几乎等于没有。
或许，我对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没有感情，我是说，在我看来，这个世界上谁也不了解谁，谁也不会关心别人的痛苦，微微也一样，我不了解她，她也不可能了解我，直到她离去的时刻，我们依然彼此陌生。所有美好的幻想都是我一相情愿。我在电脑前制造微微——这个与现实格格不入的天使，美妙的幻影。她的存在令我感到安全，如此而已——但是无论如何，在这将近两年的写作时间里，能够和微微朝夕相处，令我感到十分幸福。
大概是2001年的8月份，放暑假的时候，我坐在家里吃晚饭，在电视里看到一条消息。那消息是罗京播送的，语速缓慢，内容是——微微的爷爷，那个老得掉渣的什么政协常委，昨天凌晨与世长辞了。
我妈问我为什么不吃了？
我告诉她说，这个老头是我一个高中同学的爷爷。
我妈说我应该打个电话去问候一下。
那天晚上，我拿起电话，打算找李琳问问，可是她不在家；我本来想打她的手机试试，可是犹豫了一下，到底没有打。
几天之后——我记得那个日子，2001年8月6日的下午，有电话打来，是微微。她的语气很平常，松弛有度，像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普通朋友说话那样，客气得很。
微微告诉我说，她爷爷死了，她是回来出席追悼会的。
我说我在新闻里看到了。
微微说，她明天就回去，临走前想和大家聚聚，问我要不要去？
我说放心，我一定会去。
后来我们嘻嘻哈哈地聊了几句，就把电话挂了。
那天，挂了电话之后，我坐在家里激动不已，我对自己说——微微又回来了！
那天晚上，我兴冲冲地赶到李琳家，见到了微微；同时，也见到了一大帮熟或不熟的高中同学，各个年级的都有——久别了的方格也在。
人到齐之后，我们走到附近一家小饭馆吃饭，据雨伞说这个馆子很不错——大概他和李琳经常来罢。饭桌上无聊极了，一群女生拽住微微问这问那，唧唧喳喳的没完没了，好象她们每个都要去美国似的。等该问的问完了，人们的兴趣从微微身上转移开，变成三三两两捉对单聊。
我停下筷子，点上一根烟，微微问我是不是还像以前一样，每天抽掉很多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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