吓得差点儿叫出声来。
“别怕！”马老蔫儿轻声对他说：“二叔，你听我说。”
他马老蔫儿都四十出头了咋还管叫他二叔？他哆哆嗦嗦地想着。
“今晚你看到的事别和别人说，就当你啥也没看见，行不？”马老蔫儿弯腰从地上捡起了从他的背心里掉出来的苹果梨递给他说。
“行……我不和别人说！你也不要和我爷说。”他听着马老蔫儿这样低三下四地求恳着自己觉得很奇怪。
“二叔，说话可要算数啊！”马老蔫儿的话音都带了哭腔。
“谁要说话不算数就是小狗！”他认真地说。
“好，二叔，以后愿意吃梨就白天到院里来，尽管摘，别再黑灯瞎火地跳墙爬树了，想着摔着了！”马老蔫儿说话的声音显得很亲切。
梅森信守了对马老蔫儿的承诺，关于那天夜里他趴在梨树上的所见所闻他真的没向外人讲一个字，在他看来如果说了他就真的变成了小狗了。他梅森怎么会当小狗呢？再说毕竟他偷了马老蔫儿的苹果梨，偷东西本不是啥光彩的事，传出去会被人笑话。更主要的是，要是被他爷爷知道了会挨上一顿“胖揍”！他爷爷平生最恨那种偷鸡摸狗的人了。
实际上，只有9岁多一点儿的梅森也不晓得他的所见所闻意味着什么，就像这年的夏天，在村北头的高粱地深处，他看到关永祥和孙秀香两人赤身裸体像摔跤似的扭在一起一样看着一点兴趣都没有。但有一件事他却挂在了心上，一次他问祖母：“奶，问你一件事。”
“啥事儿？”正在纳着鞋底儿的祖母停下手里的针线活，慈祥地看着他。
“奶，村北头的马老蔫儿咋管我叫二叔呢？”
“咱家的辈儿份比他家大，论起来他管你爷该叫太爷，管你老叔叫老爷，管你当然叫叔了！”祖母笑着说，“马老蔫儿啥时候管你这个小毛孩子叫叔了？你咋问起这事了？”
“没什么。”他打着哈哈应了一声。祖母也没往心里去，接着纳着她的鞋底了。
1970年深秋的时候，在沈阳当教师的父亲来把梅森接走了，他得到城里的学校上学了。对于已经开始懂事的梅森，母亲觉得长期让梅森待在乡下，一是会造成母子之间亲情的疏远；二是不能让梅森像一个野孩子似的整天在乡下疯跑。
在父亲牵着梅森的手经过村北头的高粱地的时候，他看见关永祥指挥着社员正在收割高粱。割下来的高粱被打成捆呈椎状地撮在一起，顶端红红的，就像烧着的一团火似的。
“爸，今年夏天我看见关永祥和孙秀香在高粱地里摔跤哩！”梅森指着那片高粱地说。
“唔，是吗？”爸爸阴沉着脸在想着别的什么事，只是含糊地应了一声。
他没再提起摔跤的事，他也觉得没什么，他只是在经过高粱地时偶然想起了这年夏季里看见了一男一女光着身子在草地上扭来扭去。在他看来关永祥和孙秀香似在摔跤，不同的是男女摔跤罢了。他遂把刚才说过的的话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他听到了火车站的方向传来一阵阵气笛声，他知道离火车站不远了。他兴奋极了，他最爱坐火车了。另外，妈妈一定在城里的家里为他蒸好了雪白的大馒头，还有金黄色的红烧肉，他对乡下上顿接下顿的苞米面大饼子和高粱米水饭已经厌倦透了。
他挣开了父亲的手向前跑去，张伸着两只手像一只小鸟般地飞着，乡村在他的身后被他拉得越来越远。渐渐地，那个小村终于被一座山挡住了。他当时还不知道，在他的“飞行”中，他把小村生活赋予给他的很多的东西都如影随行地带到了城市，并随着年龄的成长渐渐地显露出来。
“东东，慢点儿跑，别摔着！”父亲在他的身后远远的地方喊着。
火车载着他慢慢地开动了。他隔着窗玻璃望了一眼位于西方的小村的方向。恰是黄昏，他看见一轮火红的太阳正在缓缓坠下，他定睛望了一会儿。尽管在火车的终点有雪白的馒头和红烧肉在等着他，但在那一刻他还是感受到了一丝隐隐的难过。
多年以后，梅森想起了那次向城市进发的“飞行”。他万万没有想到，断断续续的乡村生活会在他未来的人生中留下了那么深刻的痕迹，以至于潜移默化地都深入到了他的骨子里，并且一生都挥抹不去！
有时，他会看着自己两只颀长而强壮的胳膊，然后张伸开来并闭上了眼睛，想象着渐渐地它们幻化成了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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