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他指了指自己的右胁下:“酒喝多了,肝开始抗议了!”
“不是可以做手术吗?”她急急的问。
“还没到那个程度。”他又笑。
“那就是没问题了!”她欣喜地说。
“嗯……现在没问题。”
“什么意思?”
“我打算等秋季房展会后去国外做手术。”
“那您还等什么呀?不如早点去呀!”她真急了。
“等着把工作上的事处理好呀。”
她记得这句话似乎有些熟悉,上次他喊她喝咖啡时也这么说过。
“上次我们在咖啡馆您就已经知道了?”
“那时还没有确诊。”
“现在确诊了?”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
“我觉得您还是到国外检查一下比较好,国内有时不准的!”不是她长他国志气,实在是希望这是个误诊。
“我刚从日本回来。”
“您怎么能相信日本人呢?”
“那我该相信谁?”
是啊?他该相信谁?或者自己该相信谁?不管自己对这件事存有多少质疑,都改变不了这件事情已经发生的本质?她觉得自己像一个被关进玻璃箱的苍蝇,只看到外面的光明,却无视眼前的阻挡。
“老杜!”那个陪着杜仲进出放射室的医生又回来了。
“怎么还在这儿?我以为你……”医生没有再说下去,看了看若曦红红的眼睛。
“我就来了!”杜仲站起身,向若曦伸出手:“快去做检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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