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能信。”我说，心里大为不快。
她再没说下去，把我逐出门外，自己也出来锁上门。
我们一声不响地沿着河边小路行走，走到停车的空地。
我拿纸巾擦挡风玻璃的时间里，她满脸狐疑地慢慢绕车转了一圈，然后细细盯视引擎盖上用白漆大笔勾勒的牛头。牛穿着一个大大的鼻栓，嘴里衔着一朵白玫瑰发笑。笑得十分粗俗。
“你画的？”
“不，原先的车主。”
“干嘛画牛呢？”
“哦——”
她退后两步，又看了一气牛头画，随后像是后悔自己多嘴似地止住口。
车里闷热得很。到港口之前她一言未发，只顾用手中擦试滚落的汗珠，只顾吸烟不止——点燃吸上两三口，便像检验过滤嘴上沾的口红似地审视一番，旋即按进车体上的烟灰盒，又抽出一支点燃。
“喂，昨晚我到底说什么来着？”临下车时她突然问道。
“很多很多，嗯。”
“哪怕一句也好，告诉我。”
“肯尼迪的话。”
“肯尼迪？”
“约翰..肯尼迪。”
她摇头叹息：
“我是什么也记不得了。”
下车之际，她不声不响地把一张千元钞票塞进后望镜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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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异常热，简直可以把鸡蛋蒸个半熟。
我像往常那样用脊背顶开爵士酒吧沉重的门扇，深深吸了一口空调机凉飕飕的气流。酒吧里边，香烟味儿、威士忌味儿、炸马铃薯味儿.以及腋窝味儿下水道味儿.如同年轮状西餐点心那样重重叠叠地沉淀在一起。
我照例拣柜台尽处头的座位坐下，背靠墙壁，四下打量：
三个身穿罕见制服的法国水兵、及其两个女伴、一对20岁光景的恋人，如此而已。没有鼠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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