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验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那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带。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第三个是在大学图球场旁边一处好不凄凉的杂木林里上吊死了。尸体直到开学才被发现,整整在风中摇摆了两个星期。如今一到黄昏,再没有人走近那座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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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似乎不大舒适地坐在爵士酒吧的桌旁,用吸管在冰块溶化殆尽的姜汁汽水里来回搅拌。
“以为你不来了。”我坐到她身旁时,她不无释然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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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不至于说了不算。有事晚了点儿。”
“什么事?”
“鞋,擦皮鞋来着。”
“这双篮球鞋?”她指着我的运动鞋,大为疑惑地问。
“哪里。父亲的鞋。家训:孩子必须擦父亲的皮鞋。”
“为什么?”
“说不清。我想那鞋肯定是一种什么象征。总之父亲每晚分秒不差地八点钟回来,我来擦鞋,然后跑出去喝啤酒,天天如此。”
“良好习惯。”
“是这么认为?”
“嗯。应该感谢你父亲。”
“我是经常感谢,感谢他仅有两只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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