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了好几个医生，终于站在了周鸿章的病房外面，他在特护病房，里面只有两张床。透过门上的玻璃，我看见他正躺在床上，身体很瘦，被子轻飘飘地盖在上面，如同一口气就能吹走。床的周围，有不少仪器，我认得结构复杂的吸痰器。
这么说，他昏迷过。
我突然没有勇气走进去，其实这勇气从我离家出门的那一刻，就没有在我的身上坚定起来。也许母亲在还能好一点，我想，至少，她会告诉周鸿章，我来看过他。
那么，他的心情也许能好一点吧？
你现在能看出了吧，到了北京后，我是否像是换了一个人？是的，就是这么奇怪，我仿佛变色龙似的，心情、性格，尤其是在父母的面前，统统发生变化了。
这阵我在想，我怎么可以两手空空，连一束花都没有带。我失去了在青海时的干脆作风，无论做什么，想什么，我都总是那么的手足无措。
肛肠科，32—33。
我嘴里念叨着，就这么转身出了住院大楼。在医院门口的一个花店里，我订了一束花，让他们送到病房里去。随花的卡片上写什么呢？见我沉思默想，他们给我拿出了一个塑料夹子，打开，里面有不少现成的祝福的话，分门别类。他们翻到探病那一页，指给我看。
“愿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愿好运常陪伴你，默默祝福！”
我问，卡片自己写可以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说着，他们给我拿来了一张心形的小卡片，封面是个小女孩在荡秋千。
有别的封面吗，我问。
有。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了一个鞋盒子，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这样大小的卡片。有方的，圆的，大部分都是心形的。
我找了一个方的，封面是一棵树。
打开，拧开笔帽，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多年后，我已经不会跟一个是我父亲的男人说话了，即便是通过纸和笔。
“爸爸”，我写道，“在病房外面，我看见了你。你很瘦，也很黑。我会抽时间再来看你的。如果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一些，也许我们全家三个人，能出门一趟。我推着你。”
我的字写得很小，可就是这样，已经写不下了。为了让我写得方便点，他们将我让到窗户边的一张折叠桌上。
“写好了吗？”花店里的人问我，手里大束的花已经扎好了，在钉最后的礼结带。
我说：“对不起，重给我一张卡片吧。”
他们拿来了最开始给我的那张心形的卡片，我重新写道：“祝您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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