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当时是如何开口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我在这后来的几年中刻意的不去想当时的情景……只记得说了那句话，声音很小“我要结婚了，需要钱！”
董峻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后天来吧”
第二天，我啥也没干，一个人打车跑到西师里面去瓜坐到了太阳落山。这个时候可能只有这种宁静的大学校园才能让我冷静下来……当时内心的感觉像是在走钢丝，一不小心就要掉下去。我摇摇晃晃坚持着不掉下去，但是一会儿又想干脆摔下去算球，一了百了。
第三天，凌晨就跳上了长途车，中午的时候终于到了那个小养殖场。董峻站在门口等我。他没有太多话，我也说不出来什么。两个人喝了几两白酒，他拿出一个农行卡“万，都在里面，密码是大学时你们宿舍的号码”顿了一下“我现在……只能还你这些本钱，利息还没法还你”。我摇摇头“算了，别还了，我违约在先，当是我的违约金吧”
走出养殖场的时候，看着董峻和两个人站在那里说话。我默默的听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我们俩甚至最后也没有说一声“再见”。
这段友情已经没有了，还用再见吗？
我不怪董峻没有送我走，不怪他没有还我利息，因为我根本没有资格！……他接到我的电话后，连夜去找了附近相熟的几家小养殖场，第二天就把手里面的王八全低价转让了。那些王八才养了一年多，根本不是卖钱的时候，几乎是几分之一的价钱贱卖的！而我当初给他承诺的是“没有到该收钱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催你”
这就是朋友？这他妈就是朋友？这就是“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分给我烟抽的兄弟”？
我不知道董峻在这一年多的王八生意里到底赚到钱没有。估计就算赚了点，可能也仅仅是毛毛雨而已。如果我不“撤资”，他应该可以赚到几倍以上的利润，在黔江那个很穷的民族自治县，甚至100公里外贵州这边他家所在的小镇，他以后都可以过上相当富裕的生活了……2年以后，我才听一个看过《青春》的陕财姐们儿说，董峻又去深圳了，在卖保险。
如果能够说，如果可以说，我想说，对不起……
回了成都后心情一直很憋闷。我当然知道想过“主流生活”就必须要付出代价，要娶周越这种“绩优”女孩子做老婆肯定也要放弃很多东西。当时我仅仅能够做的，就是一步一步的权衡，一点一点的守着自己的内心，只能希望不要失去太多，不要年以后回头一看，他妈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
70人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严重分野，我们不像60人那样完全理想化，也不像80人那样完全现实化，我们是一个矛盾体。就像很多哥们儿自嘲的一样“做梦的时候以为自己是愤青，喝口酒就敢冲上去挡，醒来后一看旁边睡熟的老婆，我靠原来老子仍然是中年懦弱男……”我们内心有冲动，有理想，有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是一回到现实又会变成猥琐男、欺上瞒下男、新闻联播男、为富不仁男或者是贫穷无量男……
不是生活对不起我们，是我们不敢面对生活。
周越在春节后的工作非常忙，又恢复了每天加班的习惯。那段时间我也忙，乱七八糟杂事一大堆，而且经常半夜都还在电脑上整东西。两个人每天就只有几个小时“清醒”的时候在一起，后来慢慢就生出了口角。
她很不满，既然那个研究所的小公司现在还没有消息，你娃在忙啥忙？每天在电脑上东整西整，也没看你娃整了啥子东西出来嘛！
老子也不满，你多干事领导就看好你了？妈你们那个系统提拔与否还不是看关系，你老妈都还在给你刚起的，你娃慌啥子嘛慌？硬是要想当人大代表嗦？
这个其实就是个“主动权”的争夺战。我们两人心里面都清楚：这个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如果真要打算结婚，在结婚前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个结果。到底是以我为主还是以你为主？谁挣钱多？当然是我多，但那时候我其实还没收入，在吃老本……以你为主，你要当朝廷女干部，那老子只有牺牲了，做家庭妇男？日……不做家庭妇男？“那你娃除了计算机还能干啥子嘛？这个社会本来就很现实，我就是想往上爬，这也很正常三，我上去了还不是我们两个都好？”
每次都吵得一塌糊涂……
很多时候我都自己问自己：是不是真打定主意和她结婚了？你不后悔？……我不知道，我们俩人之间其实没有太深的感情基础，两个人能够走到一起，只是因为互相觉得对方人还不错，“我要结婚”。
三月份的时候，王欣突然又请我们吃饭，原来上盘他老公的那个事情整大了。龟儿子她老公也不晓得咋个想的，本来就是做生意的人，又不是拿不出来那10来万块钱……虾子跑切找了个民工，甩给那娃1大元，喊那娃作旁证。当然是假证。结果被追尾的那方人家斗硬，耗上了，事情几下就爆线。最后整来没得办法收拾，只好厚起脸皮把那个同车的客户从外地叫过来作证。但是这盘人家交警那里也有点毛了，龟儿子做伪证？就不想再调解了，喊双方自己切法院解决。
外地的客户不可能为了你这个事情就一直耗在成都，切法院的话不晓得要拖到啥子时候去了，也太挨球了点哈。所以王欣就想找周越帮忙，看哈她表哥能不能出面，让事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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