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艰辛嘛。”我笑笑。
我随卫超拐了个弯来到“豪绅大酒店”，这座十多层楼房中的第二层就是阿超上班的酒家。他告诉过我这里有五六个老乡。卫超两年前到这里，他以一个复员武警的国防身体被选中做了酒楼的保安部长。他把我领进去参观了一下豪华的酒楼，然后又下楼到街上，打了个的士到了不远处的住处。卫超告诉我他们住在赤尾村，离皇岗口岸和上步码头都很近，和香港新界仅一河之隔，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新界半山腰的别墅。
我们走进了一片建筑物相对零乱，低矮的居民区，仿佛走进一处都市里的村庄。繁华和喧闹被平静代替，那些光秃秃灰扑扑的水泥墙上，贴满了那种不通过电视、报刊等现代传播媒介却又充斥中国每个角落，最家喻户晓的广告，专治那些让人面红心跳、难以启齿、裤裆之内、两腿之间的传染病。
我们走进一座崭新的六层楼洋房。卫超告诉我这座房子不过是当地一个农民修的，十年前不过花二三十万，现在一千万也买不走。每月仅酒楼就要付给他3万元房租，而酒楼只租了他的三四楼两层。这个昔日娶不上媳妇的穷光蛋娶了个漂亮的上海女子，买了辆奔驰轿车，整天吃喝玩乐，花天酒地。我虽早就听说这里的农民暴发了，听了这些还是瞪大了眼睛。
我们走上了楼时，有几个老乡过来。卫超一一介绍，阿蕾、阿波、阿华。
“我的好朋友，老同学李亚非。”卫超把我介绍给他们。
“亚洲的亚，非洲的非。”我笑着自我介绍，“这名字好记，叫我小李好了。”
“这里得叫你阿非，你以后就叫我阿超。”卫超说，“阿非这名字你不介意吧。”
“阿非？我成流氓阿飞了？阿非就阿非吧。”我笑笑。
阿波替我提行李，阿超整理床铺。这时我已经热得大汗淋漓透不过气来，我真怀疑如此高的气温中人居然能生存。阿超领我去冲凉，半夜三更的水竟也是温的。冲完后我又穿上恤、短裤、拖鞋随阿超去吃饭，下楼经过二楼时他大叫一声：“杨排长，吃宵夜去。”里面就走出一个上身赤裸，趿着拖鞋的年轻人，他个子很高，瘦得可怕，露出排骨，一看见他就知道又该重视农业问题了，怪不得叫他排长。他操着浓重的重庆口音和我们打招呼，看见我很亲热。
宽敞的大排档坐满了人。阿超告诉我这里的人有吃宵夜的习惯，通常午夜以前是无法入睡的，而且从不睡午觉，精神特好。
“今天为你接风，吃几个广东菜如何？”卫超问我。
“随便，简单点的。”我说。
不一会，又来了几个女孩。有老乡陈蕾、黄姐和杨排长的女朋友，大家对我一见如故，谈笑自如。他们极其关切地问起一些家乡的情况，我于是把那些家乡人都不在意的事情，如哪条破街拆了房子，哪条水沟被填平，哪个老板或官员翻了船或哪个刑满释放人员暴发了讲给他们，他们竟听得津津有味。
“还是给我介绍些深圳的情况吧。”我说。
“这里是中国的联合国，每个省甚至每个县的人都有。却是广东人的天堂，外地人的地狱。
“杨排长第一个说，”这是个移民城市，过客文化！“
“什么都学香港的，电影、电视、报纸、杂志、商品、货币甚至口头禅都是香港的。”阿蕾说。“这里也是女人的天堂，男人的战场。”黄姐说。
“天气热死人，人际关系却冷死人。”卫超说。
“满街都是鸡婆。这里找鸡婆容易，找爱情难。”杨排长的女朋友说，她姓华。
“这里的人，不姓资也不姓社只姓钱，有钱就是大爷。还是你自己慢慢观察吧。来来来，吃菜吃菜！”卫超提醒我。
几个据说很有广东特色的菜实在是索然无味，不过我仍装出满有兴趣地勉强应付，幸好有一个被称为“通菜”的和川菜中的藤藤菜味道相似。
这几个菜几瓶啤酒居然花掉卫超三百多元，我十分过意不去。回到寝室时已经十二点过，冲了个凉瞬间又是大汗淋漓，热得睡不着，阿超给我找了台盒式电扇对着吹才好点。卫超兴致很好地对我说：
“你先休息，我明天下午才上班，刚才和阿波调了班，我们还要继续干革命。”便叫上杨排长、陈蕾、阿华去打麻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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