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我以前是文娱积极分子，经常登台演唱。”我以给他看了我以前参加歌手大赛的获奖证书，“电脑也会一点。”
“我儿子调皮得很，要厉害点的才行啦。”他看见我鸠形鹄面的样子，有些怀疑。
“先生别看我象个文弱书生，我当学生时是全校闻名的捣蛋大王，要不是学校教育得好，我早就犯法了，现在专门治调皮学生，我们学过《教育心理学》这门课的。”我赶紧说。他乐了，取出笔给我留下个地址，他叫朱光辉。他要我明天晚上就去，我当时还对作台湾小姐的助理有点指望，就对他说：“实在对不起，后天晚上行吗？我明天要到关外去一趟，还有点私事。”
他点点头，和我握握手就转身驾驶一辆奔驰轿车走了。我高兴得几口将矿泉水灌到肚子中就急匆匆地往宿舍赶，我知道阿超和杨排长此刻都在宿舍，我一进楼就大吵大叫：“阿超！杨排长！”
他们正赤着上身在吊扇下纳凉，见我大叫，一骨碌爬起来，阿超问我：“怎么样？搞定了？”“什么搞定了？”我问。
“把女老板搞定了？肯定搞定了，看你的样子，”杨排长说。
“胡说八道！我又不是面首，你们猜猜有什么好消息？”我问他们。
“女老板知道你是个童子哥，溜也溜不掉了，”杨排长说，他这家伙总是喜欢用嘴云雨。
“三句不离本行，正经一点行不行？我找到一份家教工作，后天就可以去上班。”我说。
“教书？你有莫搞错？在哪里教书？你疯了！在老家逃避教室就象避太平间似的，却又跑到深圳来教书。”阿超吃惊地说。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再说不在学校，只是做家教，暂时立足而已，况且是老本行嘛！”我说，“你们也知道，现在是别人选择我，我没权选择人家。”
“在哪里？月薪多少？”杨排长问。
“住在城里，荔枝路，包吃包住五百元，”我说，“工资是低了点，先栖身安命再说吧。”“台湾小姐那边呢？”阿超问。
“后天早上去看一下，行就留下，不行就晚上到朱光辉家去。”我说完又神秘兮兮地对他们说，“你们简直不相信，那个台湾小姐和我同年生，才二十多岁，看样子还没结婚哩。”
“童子哥，说不定你走好运了！台湾小姐，二十多岁，家在台湾，身在大陆，免不了寂寞。”不知何时，杨排长已经将我由同志哥叫为童子哥了，我制止了许多次他都这般粗鲁无礼。“别胡说八道了。别忘了，我们是大陆人，而且是大陆的穷人。”阿超说。
“那说不定，这还有利于和平统一中国呢。”杨排长说，“要是台湾小姐都嫁给大圈仔，那就不用谁解放谁了，都成了一家人了嘛。”
“请客呀！这次轮到你了。”杨排长说。
“没问题，今天晚上到大排档。”我说。
“这下我可以放心地走了。”阿超说。他本该在前几天就走的，都是我拖累的，他怕他一走我就去流落街头或被抓起来，收容遣返回原籍。
“你别走了，我们就在这里好好地干，你一回去就会后悔的。”我和杨排长都劝他。“不行，不能再拖了，单位三番五次地催我回去，我至少要回去上两个月班再说。”他说。下午他们去上班后，我冲了凉就躺在床上休息，这是到深圳来后第一次睡午觉，经过这半个多月的奔波，终于可以松口气了，我的挣扎可以暂时告一段落。我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喝着凉茶，听着唐朝乐队的《天堂》，嗨，那幸福的滋味哟！
阿超和杨排长是下午六点钟回来的，我们打了几圈麻将，到九点钟才到大排档去吃饭，还叫上了阿华和阿蕾。正在我们正在玩“虎吃鸡、鸡吃虫、虫蛀棒、棒打虎”的游戏时，黄姐突然风风火火地跑进来，神色非常紧张，一见到我们就大叫起来：“不好了！不好了！出事了！”
“出啥事了？”身为保安的阿超和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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