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仔顿时嚎啕大哭，胡乱地指了身体若干个部位，哭得悲恸欲绝上气不接下气，一副剧痛难忍令人发指的样子。
“阿非，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什么时候看见过我打他，他又没做错什么事。”他责怪我。
“朱哥，你听我解释。”我噤若寒蝉地伫立一旁。
“你是我花钱请来教书的，不是请你来打人的，打他也轮不上你呀，你有莫搞错呀你！”朱光辉大声喝斥我，青筋都暴突出来。
“朱光辉，我……我说算啦，小事嘛。”艾之琳在旁边颤颤巍巍地说了一句。
“住嘴，三八！他妈的！你这个臭三八打我老婆，你这个臭老九又打我儿子！”朱光辉疾速转过来吼叫，“阿非你还干不干？要干就干，不干就走人啦！”
“去你妈的！老子不干了！”我忍无可忍，猛喝一声。他们一下子都被镇住了，浩仔愣在那里傻乎乎地看着我。
“你……你那么凶干嘛，难道还想吃了我不成？”朱光辉恼羞成怒地、怔怔地问。
“吃你？我才不吃你呢——我是穆斯林！”我回敬道。
我转身走进卧室收拾我的东西，整个房间寂静得可怕。我提着行李包出来后对朱先生说：“朱老板，我的工钱。”
他涨红了脸，尴尬地从口袋里摸出一叠钞票给我数了五张四人头。艾之琳站在一个角落不知所措，脸上是难以言传混淆不清的神色。
我接过钱说：“朱老板，我一共干了二十六天，本来四百三拾元就够了，但没想到浩仔那么笨，我就收五百元不找了。”
路过艾之琳身边时我盯了她一眼，说了声：“再见艾姐。”扭头就拉开门走了。我突然想起该给杨排长打个电话就立即折返回去。
“你，你还想干什么？”朱光辉冷冷地问。
“打个电话可以吧，市内电话。”我盯着他，他朝电话摆了一下头。我就给杨排长拨通了，告诉他二十分钟以后到“大拇指餐厅”见面。
我挂了电话，出门时摸着浩仔的猪头就象摸一只皮球，尽乎猥亵地说：“你这脑袋里装的尽是豆腐碴子，真不愧是朱光辉的儿子呀！你真以为你聪明呀？还是省了家教费回老家去做干部吧。——竖子不可教也！”
我打了“的士”直接赶到“大拇指快餐店”，远远地看见杨排长站在橱窗前东张西望。他接过我的行李，吃惊地问：“你他妈的真的说不干就不干了？你脾气还挺大的嘛！”
“我到这里是为了受剥削的，可也不是为了受那种人的剥削的。”我骂道，“走走，进去喝酒！我请客。今天我们要一醉方休不醉不散。”
“是不是因为那个娘们？”他问。
“不是，艾之琳是一个畸型社会畸型城市畸型家庭的畸型份子她是一只幽禁在金漆鸟笼中的孤独小鸟，她是个悲剧人物，是个牺牲品。我离开那里主要是朱光辉和浩仔的原因。”我们坐在通体玻璃窗前。
“那你以后怎么办？”他关切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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