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走？”我问他。
“不走。我把生意全都安排到了下午和晚上，没事啦。”他说。
“业务繁忙呵，发大财啦。”
“小意思啦。”
“哪里人？贵姓？”
“北方人。我们不谈这些好不好？”可能他生怕我和他套近乎后会占他便宜，他有些不耐烦地站起来，四处张望一圈又坐下来。
“你看起来也是个文化人嘛，怎么也干这个？”我自讨没趣地问了一句。
“文化人又怎么啦？我他妈的就是让文化给坑了，要不是他妈的早发大财啦，这里文化人给大老粗做马仔的多的是，你不也是一文化人吗？”他反问我。
我脸上火辣辣的，嘴上却说：“对，百无一用是书生！教育怎么坑的咱，咱就怎么坑教育一回。”
此后那厮除了频频回传呼兴冲冲谈业务之外，我们是没咸没淡，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看来真是小流氓遇着老流氓了——您瞧那厮鸟语讲得！
可别说，深圳人办事真他妈的有效率，说好一个小时交货，不到五十分钟就办好了。我们接到电话，出了公园大门，在一个僻静的街角交货，骑摩托那小子望风，我把那个硕大鲜红的毕业证匆匆看几眼便塞进皮包，付完余款150元掉头就走，心里惴惴不安。两贩子在背后笑着说：“别急走好，有业务打机——嗨，祝你成功！”
当他们骑着摩托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时，我听见那厮的寻呼机又激越地响起。
对北大的渴望使我忘记了饥饿，直到下午两点了我连早饭都还没有吃。我赏心悦目地来到一家赏心悦目的小排档点了几样赏心悦目的菜肴水酒赏心悦目地享用起来。我小心翼翼地拿出北大文凭仔细端详，深情凝视，没错：北京大学毕业证书，编号09201968，李亚非，男，23岁，汉族，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在我校哲学系学习四年，经考核各门功课合格，准予毕业。获哲学学士学位。校长吴树青（鉴章），一九九二年七月。真是天衣无缝，几可乱真！
我之所以选了哲学系是因为我选择的范围很小，理科虽好找工作但我绝不敢冒充，一个中学生就可以把我给识破了。文科不外乎文史哲，在我看来，在这个越来越物质化数字化程序化平面化信息化的时代，人文科学在国内几乎不能称为一门专业，文科生便愈加成为无用之人。那个在人才市场外卖盒饭的河南人就是个中文硕士。唯独哲学，玄玄乎乎好蒙混过关，仅我知道的哲学家的名字和哲学术语就足以使一般非专业人士找不着北。
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北大啊北大，我还不知道您的校门朝那边开呢，便已经在您那儿毕业了！区区200元，我便摇身一变，由一个朝不保夕的流浪汉变成了人人仰视的天之骄子——谁让您是北大呢？
不可抑制的幸福把我刚刚捕捉到的犯罪感瞬间就冲得烟消云散。
翌日凌晨，一个踌躇满志的北大学子火烧火燎地往深纺大厦赶去。
“哎哟，中国最高学府，哲－学－系，你主要学些什么？”一个中年男人态度极友好地问我。
“哲学嘛，科学之母，知识之父，无所不包，无所不学，万能钥匙。”我以手托腮，双目发直，故作深沉状。
“总有个研究对象吧？”
“有哇，整个世界呀！宇宙、自然界、人类社会、科学、世界观、方观论、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理论和实践……对了，哲学的本质问题是死亡！是由于对死亡的恐惧才促使人类思考世界本身……上帝死了，可我们还活着……”我闪烁其辞夸夸其谈。
“太笼统了，我们需要专业人才。”他双手一摊。
我急着说：“有专业呀，我主要研究西方哲学史。从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斯多德的中庸之道；从奥古斯丁的原始基督教到阿奎那的经院哲学，从但丁和马基雅弗利的人文主义到马丁·路德的新教运动，再到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早期无产者思想，人类冲出神权社会的樊篱进入人权社会的理想王国；从新兴资产阶级革命论社会契约论的首批仁人志士：荷兰的格劳秀斯、斯宾诺莎、英国的霍布斯、洛克到美国的杰弗逊、潘恩；从法国大革命准备时期理性王国的设计者：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到空想社会主义梅叶、马布利；康德、黑格尔还有希特勒最崇拜的费希特；从改良论功利主义倡导者边沁到空想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实践者和失败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还有叔本华、尼采、汤因比、罗素、萨特……再到后来，1848年，天哪，《共产党宣言》发表，科学社会主义诞生啦……”
我说得眼冒金星白唾沫长淌，那家伙却听得一头雾水——我被他轰出了洽谈间。
“真是大材小用，这里是深圳！你应该去北京，那边的人好逸恶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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