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怎样做？”
“现在还未能具体确定。”金城目视江全，“堂主，我要请教你有关省城四周绿林活动的情况。我知道堂主跟很多绿林人物有交情，可否跟小弟详细说说有关这方面的事？”
江全点点头，他知道金城办事谨慎，心思细密，哪怕不得不冒险，也会在冒险前做足准备功夫。就算自己现在不告诉他，他也会亲自去调查，便道：“好，为了使老弟行事更有把握，我确实应该把有关这方面的事详细跟老弟说说。就从民国前几年说起吧，至今也不过是这十来年的事，这样老弟更易于明白江湖上的来龙去脉。”说完，喝口茶，看窗外正夜色深沉，确是好友间长谈的最佳时刻。
在辛亥革命前几年，广州四周地区与珠江三角洲一带，绿林活动已是相当活跃。所谓“绿林”，源于西汉王莽篡位时，新市王匡等起兵于湖北当阳县绿林山中，号称“绿林”，后世人便把劫盗称为“绿林豪杰”。至于后来在省城及各乡流行的另一个词“大天二”，则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才在省港报纸出现的，含义是指霸占一定地盘进行打劫勒索的土匪，跟原来“绿林”的含义又有所不同。
光绪皇帝还在时，珠江三角洲早已有势力强大的绿林队伍。
在三水县，有陆兰清、陆兰福、黎志荣等纠合五百多人，称霸地方。在1906年，陆兰清率数十名手下，在三水县马口附近骑劫了行驶于香港至梧州的货轮，打死船上的一个外国医生。搜劫后，他把自己的名片交给该轮的买办，声明由他负责，可多出花红（奖金）来缉拿他。此事当时轰动省港。后来，他还寄信给广州沙面各洋行，每家洋行打单（勒索）一万元。猖厥至此。
在番禹县的绿林，以大塘乡的李福林为首，手下也有五百多人，在广州河南一带活动。李福林后来成为福军首领，1926年当上国民革命军军长——当然，这已是后话——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有名人物。
在南海县的绿林，以上淇乡的陆领为首，纠合有一千余人，在南海一带活动，主要是向富家勒索钱财。在1938年日寇侵粤后，陆领当了珠江三角洲游击司令，两年后又做了汉奸的伪军长——这些也是后话了。
在香山县的绿林，以刘世杰为首，全县共有三百余人（香山县即今中山县）。
在新会县的绿林，以天河乡的谭义等为首，全县约共五百余人。
此外，在顺德县的绿林，有龙江乡的张炳、龙山乡的邓刚、王会、陈村镇附近的胡新、大罗村乡的黎成、良教乡的何江、何梦、桂洲乡的王敬宽、马齐乡的麦报等，全县共约千余人。
当时这些所谓绿林好汉的主要活动，一方面是以首领个人的名义发出信件，向富户和大商店打单（勒索），要他们一次过送数百以至上千元的“保护费”，如有不从或禀告当地清军，就必以暴力报复，以示言出必行，树立威信，并警戒其他敢反抗的人和店铺。另一方面，是抢劫大墟镇市场及当押铺（大的称当铺，小的称押铺）。当时大墟镇市场都有清军巡防营驻防保护，这些绿林人马就先以突袭手段将驻防军消灭，然后抢掠当押铺，将所有当押一元以上的衣物劫尽，一元以下的押品则任由当地百姓拿走。这种活动直至辛亥九月十九日（公历1911年11月9日）广东宣布脱离清廷独立，各县绿林首领率领队伍参加起义做了民军统领，才停止下来。
民国建立后，政府开始着手清理这些绿林军队。1912年秋冬，广东都督胡汉民先遣散以陆兰清为统领的兰字营，后来除李福林的福军及少数民军另行改编外，其余民军都被陈炯明遣散。
结果，这些农民出身的所谓民军，除了那些曾任标统以上军官职位的以外，其余大都因回乡后无地可耕，无业可就，以至顿感生活无着而又重新走上绿林老路。渐渐地，珠江三角洲变得遍地皆匪，各墟镇及富裕的村庄常发生抢劫，来往商旅常遭劫掠。身为都督的陈炯明不得不下令围剿。但各乡各处地势复杂，河道纵横，一些是桑园稠密，更有些是山丘丛林，结果是此剿彼窜，兵来匪去，无法清剿；更有些是匪是匪来兵亦匪，地方治安更是一片混乱，只是苦了当地的平民百姓。
1914年后，龙济光主粤，他把各地民军统领及其以下官兵均视为乱党，下令格杀。这样，有钱的民军统领有些便逃往澳门暂避，其他民军官兵大都再加入绿林队伍。他们为了联合起来对抗龙济光，也为了解决绿林生活并避免当地民众的反感，议决组织了“两粤广义堂”，推选陆高满（即陆满）为首领，并订立了十项以劫富济贫、对抗龙济光、保护当地百姓为主的冠冕堂皇的守则，当时参加两粤广义堂的绿林达二千余人。
随后，又出现了几个有名的堂口：以南海县莲塘人陈庚为首领的广龙堂（这个堂口在林风平创立自己的广龙堂时早已没有了），有绿林一千余人；以顺德县大都乡人梁林（四叔林）为首领的天顺堂，队伍约有一千人；以顺德县甘竹滩人余基仔为首领的伏虎堂，有七百余人；以顺德县道教乡人张裕为首领的龙胜堂，有九百余人；以顺德县马宁乡人麦报为首领的广东堂，有一千多人；在新会台山赤溪等县交界的古兜山有以吴成为首领的奉天统带自由队，有千余人。
此外，还有以南海小榄乡罗荣等为首领的绿林人马一千余人，以香山县梁德等为首领的绿林人马约二千人，以高明县人雁山严燕为首领的绿林人马三百余人，以花县毕村乡毕锦为首领的绿林人马一千余人。
两粤广义堂在当时是势力最为强大的堂口，以收行税和保护费为主，而以绑富豪的票和抢劫富商为辅。收行税的对象是各丝厂、各江木排、各轮渡及轮拖货船；收保护费的对象是各砖瓦窑、茧行（即买卖蚕茧市场）、当押铺及各大市常为此他们还订立了“收费标准”；绑票对象是有五万元以上家财又有现金的富户，一般要其家财的一成为赎票价钱；丝厂以缫丝位数（即工人坐位）为定额，每位每年收十元；轮渡每月收其货客费的百分之五，轮拖货船收其拖费的百分之十；砖瓦窑大的每年收三千元，中的收二千元，小的收一千元；西江木排每年收二十万元，北江绥江木排每年收十五万元。
当年两粤广义堂的“收数”办法是先以广义堂的名义送信通知，向被勒索者讲明数目，并声明言出必行，如此便能收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当年他们做出的最轰动的一件事是在1914年八月。当时顺德县乐从墟有五只丝船自恃武力充足，拒绝向广义堂缴纳行税，并说如果陆高满敢来打劫丝渡，定必将其击退。这就把陆高满惹火了，他为了保持威信，使出了霹雳手段，先在顺德南海交界的奇搓大都河面用木排堵塞，使渡船不能进退，随即用大炮向五只丝船轰击，各船打手当即大叫饶命，放下武器投降，船上武器、白银被悉数劫掠。但这一战后，陆高满也因之陷入了困境，因为这五只丝船是由顺德运丝到广州经纶商会，再由广州运白银回乐从墟买茧及发给各丝厂工资的，被截劫后，广州经纶商会就出花红五万元来缉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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