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西藏农业地区的民间生活，不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上层，那是一个我不很熟悉的领域，我只依稀遥见过那里的烽火和血光。但即使普通人生命运之间也千差万别，每一生命历程都是一部长篇，风风火火，曲曲折折，恩怨情仇，波澜跌宕。例如边多老师自己就是，他怎样出身于后藏日喀则的一个平民家庭，怎样去当过藏兵，怎样离乡背井，又怎样与主人家的女佣恋爱，怎样充当驮夫随了骡帮往返于中尼边境的商道上，迷醉于喜马拉雅沿线的土风歌舞之中……总有一天，我会把这些生动的人生故事都写出来。
但越是最普遍的人生现象越可以说明一个民族生存的风格，心态，性格。事实上，回望藏族传统人生时，本质上是对群体生命和命运的观照。而非个体的人生和命运。
今天世人看到的这个民族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盖源自灵魂和来世的观念。这是我对于藏区多年体验感知的结论。
一群这样拥有无穷时空的灵魂，一个消弥了有限界限和个体意识的群落，以群舞与合唱为其显著特征。他不必有姓氏，无所谓香火延续，财产积聚和继承，无所谓奋斗竞争，因之无所谓由此所5！起的烦恼、焦虑、失落、惶惑、忧患、危机、绝望。无所谓祸福，无所谓苦乐，一次次低位进入世界，崇尚自然，生命平等，贫寒而不自知，善待并同情天下人，而不管那些人如何优裕于他们。
一个古典的善良的人格，一群可爱的消极的生态保护主义分子，一个超时空的哲人，一个知天达命的歌者。
他们是桑秋多吉，尊珠旺姆，是赞域和咱塘，雪绒山谷和许许多多这类人物、村庄和地区。
不是传统与现代交接的这一边缘时空，不是查古村，堆龙德庆县城；不是边巴、克珠，甚至也不是罗布桑布。
一首和美温馨的田园诗，你尽可以远距离地去欣赏它，但你能否认同它呢？
十几年来，在西藏大地上行走，享用着高原的空气和阳光，酥油茶和风干的牛羊肉，水土使形象趋于藏化，下意识里也时常以“我们藏族人如何如何”为出发点思考问题，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再心安理得地沿着从前的思路行进了呢？
从什么时候开始，藏传佛教对于我来说，就已演变成一些熟悉的名字和面孔，一些难以忘怀的生活场面和人生风景，而不再是一般的概念和浅表印象？真是这样。也许在过程中就开始了，我的审美目光开始变质，我的赞美显得迟疑，心绪不再宁静，尤甚者，我还将冒着被逐的风险，很不明智地对许多问题进行质疑追问——虽然还不至于不相宜地追问众佛、神灵、灵魂和来世是否真实存在之类，相反我宁可相信他们真真正正地永存着；我尤其不会也不能对佛教稍有不尊：这是我的理解中最为宽容的一种宗教，我比一般的佛教徒更多地理解这一宗教的原理和教义，激赏这一宗教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创造性艺术思维，在它所提供的无限宇宙的辽阔时空中神思飞扬；很少有人像我这样频繁地登临佛教圣地，为那些即使是断壁残垣的辉煌建筑、即使是残破褪色的宗教艺术所倾倒所震撼，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太经常地与那些穿越千古和清澈如水的目光和心灵相遇，使深心里顿起虔诚敬信之念；也很少有人像我这样能够直接向藏传佛教差不多所有教派的高僧活佛请教交谈，听取来自另一思维国度的智慧哲理并领受他们以多种方式给予的祝福和加持；在神圣马年曾转过的至圣神山冈仁波钦，不仅已洗清此生罪孽，同时也一劳永逸地洗清了一劫数以亿万次轮回中的罪孽；在神圣猴年参加的导引灵魂的仪式，已可确保未来往生佛界乐土；一座小寺院的僧众，专意为我念过信护平安的祈祷经文……
我比一般佛教徒更透彻地浸润了佛光恩泽，此生来生都已受惠利益，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在我回顾描述了仍在延续的传统人生，记挂着那些悠久岁月中的村庄和寺院，那些人影和音容时，一种忧郁的心绪漫浸开来。我觉得心疼。觉得不忍和不堪。从什么时候开始，一种不自觉的意念从脑海深层渐渐上升，渐渐明晰，浮现于海面，并渐渐强化起来。我凝视着它——这是对于什么的不以为然。
不是对于生活本身，人群本身，不是对于劳作者和歌舞者，甚至也不是对于宗教。
是对于灵魂和来世的质疑吧——是，或者也不尽然。
灵魂和来世的观念尽可以存在，与基督和伊斯兰的天堂地狱并存于观念世界。
只是，灵魂和来世观念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一个地区一个民族，如此左右着一个社会和世代人生，则令人辗转反侧地忧虑不安。
——谁从中获益？
——老百姓本来可以过得更好一些。
——人生，造物主恩赐于人的多么伟大、丰盛的贵重礼品，你其实只有一次生命。纵然果真有来世，也应该把今生看作是仅有的一次。
——缺乏的是一次人本主义的文艺复兴。
从德中到青朴，为了来世之声不绝于耳。就为了一个虚无飘渺的来世，就为了一个无法验证的许诺，我们那么多的兄弟姐妹们就以全部今生为代价，不假思索追问地、心安理得地毕生等待，他们除此而外几乎一无所求。然而他们只担了一个风险——要是来世确凿无疑并不存在呢！要是终有一天，他们确凿无疑地得知，千百年来拼命抓住的维系过祖祖辈辈生命和希望的绳子的终端空无一物呢？
莎拉女士是我朋友的朋友，已年过六十岁，生活在美国一个极富有的有产阶级家庭。是属于那种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自在的人。从八十年代开始，她不下六次进藏旅游，有一年还到达了世界上最高的寺庙，珠峰山下的绒布寺。在那里她结识了一个很老很老的尼姑。老尼为她祝福，还送给她一根红绒线的“松退”护身符，至今莎拉仍把它系在脖颈上，旧得发白了。去年莎拉在拉萨找到我，我正因每分钟数次数十次的心脏早搏被迫从乡下返回住院。莎拉想和我探讨有关西藏的一切问题，限于语言，我送给她一本英文版的《藏北游历》。今年八月间，她回我一封信，朋友申再望先生帮我译了寄来。信中谈到了她以往所得信息，都来自于探险家和西方宗教学者所写的书，或是目前在美国的西藏难民的观点。但所有这些都带有他们各自的观点。利益和偏见。她说我的书反映的是一个汉人的看法，也难免有偏见。她能够指出的是我在使用“进步”一词时所表露的这种优越感——多年来她热心研究印第安地区，拥有着对于衰亡着的这一文化的丰富经验和思考。她认为，“干预和帮助之间的区别在于对方是否在寻求。在西藏人寻求帮助以达到进步时，也只是在此时，如果你想要并能够帮助，你的帮助才会被理解为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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