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晃：“你知道吗？前几年，有人说我回家写东西，一定能自成一派，成为大家。我有时候真想把杂志脱了手，去做这个作家梦。”这时候，一个人走上来跟洪晃握手：“正好，我是贝塔斯曼的代表，我们一直想约你写点东西。”
洪晃：“写什么？”
代表：“就写写你怎么走上了出版刊物这一行。”
洪晃：“行行，我写我写。”
代表有点吃惊地：“这么快就答应了？”
洪晃：“怎么？有问题吗？”
代表：“当然没问题，只是我没想到你这么快就答应了。”
洪晃：“我干嘛不答应？出了书，能扩大我这三本杂志的影响。”代表：“那好，我们就一言为定。”
张欣：“你又要一心二用？你不把杂志脱手，就不会有时间写书！”
洪晃：“小声点，小声点，我可没说杂志现在就脱手，你不知道有多少人盯着我这几本杂志呢。”
张欣：“那你一定拖期。”
代表：“没关系，答应我们的作者，要跟我们签定合同，一旦拖期，要赔偿我们损失。”
张欣：“洪晃，你可得考虑好。”
洪晃：“你别管行不行？我有办法，我有办法。”
屏幕上出现一行字幕结束语：洪晃的所谓办法，就是读者们现在看到的这本书的样子——洪晃求遍了她的朋友，包括她妈妈，一人给她写五千到一万字，她一个字没写，只当了一下编辑，关于洪晃出刊的书就出版了。
老典2002年6月12日
外婆和干妈
我的外婆是外公的二老婆，据说出身不是特别体面，是吃青春饭的。曾经有外号叫“铁面观音”，因为她从来不笑，的确，在我的记忆中没有她的笑容。据我妈说，我外婆年轻时候的风格是她永远在旗袍的扣眼里放一球新鲜的茉莉花，每天都换。解放后，我外公从香港回到北京，外婆就带着我妈从上海搬到北京。开始，他们住在东四八条的朋友家，等我出生的时候就搬到史家胡同现在的四合院了。我不记得外婆穿旗袍，可能是那时候她老了，也不记得她有茉莉花，但是记得她是全胡同最特别的一个老太太。首先，她留非常短的头发，每一根都整齐地背到脑后面，没有一丝乱发。她穿的衣服永远是素的，没有花的，颜色永远是各种调子的黑、灰和咖啡。她对料子非常讲究，夏天当然是各种丝绸裤子和中式衬衫，冬天是呢子的裤子和中式外套，有时候外面还穿一件缎子的棉背心。外婆人很瘦，个子不高，年轻的时候她剃过眉毛，老的时候也天天自己拿镊子整理一番。我至今还有一套我外婆梳妆用的银具，每一件都是精雕细刻。一共有五件，有一个镜子，一个胭脂盒，其他的几件是干什么用的我也搞不清楚了。我从小有个感觉，外婆是个很讲究的人，她喝茶永远用一个小的紫砂茶壶，凉白开永远是放在一个小铜壶里面，夏天我渴了，拿起壶来对嘴喝水总是要被外婆训一顿，她永远把我的错误归结为保姆和北方人。
我小时候的衣服都是我的干妈做的。如果当时有时尚刊物我干妈可以当服装编辑。她天天研究什么百褶裙、背带裙、连衣裙、卡腰、下摆、袖子的收口等问题。每个周末她的到来都是十足的一场时装秀，她每次都穿得不一样，衣服都是她自己做的。干妈特别喜欢高跟鞋，手提包的颜色和鞋的颜色永远是搭配的。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是我的干妈，可能她家里和我外公有关系，她就像我的形象设计师，每周都带新衣服来，都不一样，都是她的设计，也是她自己缝的。衣服带来我就得换上然后还要摆姿势，拍照。有时候外婆高兴了就请所有人去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吃冬菜包子，或者去新侨吃西餐。
身边都是漂亮人
除了外婆、干妈，还有黎姑姑和夏姑妈。黎姑姑叫黎明辉，是上海30年代的影星，据说她由于唱了一曲叫《毛毛雨》的歌走红。解放后就当了幼儿园阿姨。我四岁的时候，父母再不能忍受我在这些30年代摩登女郎身边鬼混，死活要把我送幼儿园。外婆先是不同意，后来妥协了，条件是我只能在黎姑姑当阿姨的幼儿园待半天，这样不会染上太多的北方人的坏毛病。
夏姑妈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老女人，天天小酒喝得高高的。她是巴黎回来的，所以也非常讲究穿，在我的记忆中她比外婆要洋气，头发烫成大波浪，也是一丝不苟地捋到耳朵后面。她有很多特别好看的皮包，都是发亮的。我小时候很想跟她要一个她的皮包，可是每次鼓足了勇气走到她房门口，她都会拿着酒瓶子冲出来，“咚”的一声把我吓得半死，然后她自己大笑着，抱着酒瓶子回屋了。每当这些干妈、姑婆们给我新衣服，我都要穿出来，然后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评论，还必须让我照相，照相的时候还要摆各种各样的姿势。从某种意义上我是这些摩登女郎的时尚发泄点，60年代已经不能随心所欲地打扮自己了，而她们的一生惟一的嗜好可能就是打扮自己，然后把自己像一碟精美的小菜一样贡献给她们的男人。解放后，她们已经不能在大街小巷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时髦亮相给广大革命群众，我这个关在大四合院里的女孩，正好是她们的一个时尚发泄和挥发的小玩具。
我发现我妈妈是个大美人是她调到外交部，从湖北干校回来那一天。那天我去火车站接她，在她从月台到车站的隧道中走出来那一刻，我有一种由衷的自豪，因为我发现我母亲身边似乎有一个光环，她比别人都亮。至今她的光环犹在，当她走进一个房间，她就是中心。我妈妈的美比上海那些摩登女郎要含蓄得多，我当然更喜欢我妈妈这种风格。我妈妈那时候都是穿很严肃的制服，而且颜色很深，但是我记得她总是有一件非常好看，颜色鲜艳一点的衬衫或毛衣穿在深色制服的里面，露出一点点鲜艳的领子。其实我妈妈是很简单的一个人，我小时候从来不记得妈妈涂脂抹粉，和那些上海老女人比起来，她朴素得多了。到了70年代，妈妈已经是外交部长夫人的时候，她的美容用品也不过只有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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