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紧握着从李林手里买来的二手望远镜，紧握着自己的命根，捱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一时间，男生寝室熄灯后秩序井然，大家也不再堵在楼道里打双抠斗地主了，也不再抱着把吉他破着嗓子吼“二零零二年的第一场雪”了。
熄灯后，男生们规规矩矩地趴在窗台上，首挨着首，肩并着肩，窥望对门楼里的女生。很多身材娇好的女生都被男生们一一熟知。白天，她们在衣服的包裹下出现在教学楼或食堂；晚上，她们在内衣的衬托下出现在男生的梦里。学校小买部的卫生纸也因此在几天内销售一空，大有龙泉纸贵的势头。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大约一周，女生们纷纷知道了男生们的夜生活内容。为了不让自己成为男生们臆淫的对象，女生们也不管自己漂不漂亮，够不够被臆淫的资格，有没有男生愿意黑灯瞎火的拿个望远镜注视自己，纷纷在寝室里挂起了窗帘。而这些窗帘，也统统是李林和我从荷花池批发来的。在这一点上，我不得不佩服李林的洞察力，从他卖出第一个望远镜那天起，就开始筹集资金，囤积窗帘。五百个窗帘，在短短的三天内销售一空。大赚了一笔的李林请我们寝室狠狠撮了一顿。
席间，李林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在我们学校成立一个“朦芽”协会。该协会以宣扬性知识，普及性科学，传播性理念为宗旨，顺带做些避孕药具的批发生意。李林打算让与校系学生会关系不错的胡水民杨永担任协会的荣誉会长一职，向学生处和社团联合会提出协会的成立申请。然后让在性方面有丰富经验的陈凯任主席，负责社团活动的组织策划宣传，并不定期地组织观看生理卫生以及性知识方面的科普片，组织座谈，开展问卷调查。李林本人担任副主席一职，负责筹集活动的款项，包括拉赞助，搞宣传，做代言等等等等。我们寝室的其他人就负责组织协调其他各项工作。
提议一出，我和陈凯就举双手赞成，我们都觉得新时代的大专生就应该这样，敢想敢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我和陈凯都表示愿意为新中国的性解放运动做铺路石，做领路人，要彻底改变中国人几千年来谈性色变的传统，打破几千年来束缚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性枷锁，寻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性解放。而本次活动的关键人物胡水民杨永却对此事持观望态度，生怕参加朦芽会影响他们以后的仕途，但在我和陈凯的极力劝说下，胡杨二人终于也表示愿意为社会主义性解放事业发点光散点热。赵凡因为与卢冰清正处于趁热打铁的关键阶段，无暇顾及其它，明确表示不参加。段柏杉则表示愿意跟着大部队走。就这样，标志着朦芽协会正式成立的中国朦协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取得了伟大胜利。该大会确立了以李林，陈凯为核心的领导集团，确定了以创建自由民主平等的和谐性社会为社团的奋斗目的，大会同时定位了自己民间组织的身份，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不支持###，不搞分裂，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反科学，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朦协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活动经费问题”的决议，该决议规定此次大会活动经费（饭菜酒水306元，出租车费20元，共326元）由先富起来的李林同志一人垫付，待朦协开始正常运转，有自我造血功能之后，从朦协经费中扣除。最后，大会在一片杯筹交错的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那天是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二日，朦协历史上也称那次会议为“四一二会议”。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想，李林的提议是早已有之，还是为了报销那顿饭钱而灵光一现？但不管怎么说，那之后，我们的朦协算是成立了。套用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一句话来说：我们的生活从此焕然一新了。
青春，无须多言（17）
在我；李林；陈凯的积极组织下；朦芽协会成立的前期准备工作统统就绪；万事俱备；只差学校批文这一股东风了。
学校主管学生活动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女儿都不是处女了她自己还扎个七八十年代流行的麻花辫，穿一身七彩斑斓的碎花连衣裙。这人完全是个两面派，对待上级是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我们学生是冬天般的冷酷。此人姓曾，单名一个‘珍’字。
这学期刚开学的时候，我去补办丢失已久的学生证。到学生工作中心敲门一问，管事的说这事不归他们管，让我去教务处问问。于是我又来到教务处，教务处的人说这事是个大事，必须先登报，申明学生证已丢，然后才能将原有的学生证注销，重办一个。一听这话，我头顿时大了。当时我兜里就三十几块钱，估计登半个启示都不够，就更不要说办证了。我目瞪口呆地望了教务处那娃半天，发现他原来就是我们刚入学时学校组织的师生足球赛的当值主裁判，我们还握过手的。于是我赶忙递上一支烟，说了一大堆他执法公正英姿飒爽的话，那娃也终于认出了我，拍着我的肩膀说：“哥子，你球踢得可以得嘛，有时间我们一起切磋切磋。”
我说：“你是前辈，请多指教。”末了，顺便向他反映了一下我的困难情况。那娃想了一下，给我开了张纸条，让我去印刷室找校报编辑给我免费登个启示。然后再来补办学生证。我一听大喜，接过纸条就直奔印刷室，当时负责校报编辑的就是对我们冬天般冷酷的曾珍同志。
我先敲了敲门，听到一个中年妇女明确的“请进”指示后，方才迈进印刷室。曾珍同志正在电脑面前任劳任怨，孜孜不倦地排版。我轻轻走到她的跟前，用赵忠祥般的语速叫了声“老师”。曾珍同志迅速转过脸来，反应强烈得惊人，“你，你，你是咋个进来的？”
这话把我问得无语了，我心想：老子当然是走进来的撒！但嘴巴上，我还是说：“我是敲门进来的。”（语速适中，不卑不亢地）
曾珍同志大叫：“哪个喊你敲门的？你不晓得学生不准进来啊？这是工作的地方，只有我们老师才可以进来！”
我习惯性地‘哦’了一声，心里还在想：学生怎么就不能进了？门口又没有写‘学生与狗不得入内’，连个‘闲人免进’都没有。开大会时校长也只说学生不得进妓院之类的，没说不得进校印刷室啊？
这个时候曾珍同志已经从位置上站了起来，扯着我的衣角，“出去，出去，马上出去！”
从小到大，我最讨厌别人用这种方式，这种语气给我说话了。我一把甩开曾珍那只四十多岁毫无手感尽是老茧的粗手，“门口又没挂牌子，我杂个晓得按！教务处的又没给我说不准进来！”（语气急促，义愤填膺地）
一听‘教务处’三个字，曾珍脸上的表情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哦，是教务处啊，教务处喊你来有啥子事嘛？”
我掏出刚才教务处那娃给我写的纸条，曾珍接过一看，“哦，是张主任喊你来的啊。来，来，坐。”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给我纸条那娃姓张，还是个主任。
“不是说学生不准进来啊？”
“哎呀，那是对其他学生。你也姓张？”
“恩。”
“你是张主任的。。。。。。”
“你说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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