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葛林说这事儿差点给忘了，你等会用短信把她手机号码发给我，我有空打给她。还有你去参加婚礼的时候，顺便帮我送份礼金，就说我身在他乡不能赶回去喝喜酒……
葛林打断我的话说，放心吧，这些客套话我知道怎么说，还有什么事儿，我急着去厕所。
我说没了。葛林挂了电话。
晚上躺在宾馆里看电视，忽然想起白天的事儿，按着葛林给的号码拨了过去，一个声音粗壮的男人接的，正犹豫着是不是葛林给错了号码，那边说话了：“你找于熙吧，她在洗澡，一会我让她给你打回去。”
我应声说好，电话挂断。
没过多久，电话打了过来。
“你好，哪位？”是于熙的声音。
“是我。”
“你是哪位？”于熙大概是想了半天，实在想不起来这声音是谁的。
“高翔，你初中时候的同桌。”
“啊哈，原来是你啊，都好多年没见了，怎么样，在外面发财了吧？听说你现在成了一作家，出了不少本书吧？”于熙听出我的声音马上换了一副热情的腔调，只是这腔调里多多少少透着点让人厌恶的世俗。
“什么作家啊，就是一个卖字的，书没出一本，钱也没挣多少，白头发倒是一根也没少的长了一头。”
“少来了你，找我有事儿吗？”
“没什么事儿，听葛林说你过几天结婚？打个电话恭喜一下！”
“……”
放下电话，掩饰不住的失落瞬间升华。这么多年过去了，除了名字，除了声音，刚才和我通电话的那个人，怎么也联想不到那个曾经和我们坐在木桥上听《烟火》，听《如果明天能再相聚》的小女生，时间在命运的年轮里划过，物是人非的今天，就连那些属于彼此的最初记忆，也变得残缺不全。
酒店楼下是一条喧闹的街，一家唱片店正在放小刚的《黄昏》，忘了什么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老狼又出了新专集，就跑去问带眼镜的唱片店老板有没有那本《晴朗》，老板说之前进过，不好卖，现在没多少人还听他的歌，后来好不容易才低价处理掉。随手拿了几本周杰伦、阿杜和王力宏的，说这几本卖得很好，买张回去听吧。笑着冲老板摇摇头，说我还是自己看看。
整齐的货架上，再也见不到几个熟悉的面孔。那时候我们听崔建，听罗大佑，听小虎队，听高晓松，听黑豹，听张雨生，流行音乐于我们的意义不止是娱乐，而是陪伴，是见证，一串串跃动的音符里，记载着我们含笑带泪的青春。很多年过去了，崔建老了，罗大佑混到了北京，小虎队散了，高小松跑去拍起了电影，街头巷尾再也难听到黑豹《无地自容》的咆哮，张雨生97年出了车祸，随风飞远就没能再回。我总是试图通过一些旧了的声音，沿着记忆溯回过去，看看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曾经。
可是我知道，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时有忘记（五）
七月葛林到深圳考察，半夜打电话来说他在深圳，还说本想到广州看看我，可惜明天晚上就要坐飞机回去，怕时间不够，末了问我要不要来。
第二天我匆匆忙忙坐最早一趟快速列车赶到深圳，在华侨城见到了葛林。他理了平头，穿了件白色衬衣，身边跟了个二十出头眼神暧昧的女人，简单打量了一下，长得还行。
葛林指着身边的女人介绍说，这是他同事。
我将信将疑，懒得多问，带他们去逛世界之窗，葛林抵死不肯和“女同事”合影，说什么还是不照了，流传出去影响不好。心想这小子越来越圆滑，大概是怕将来落下证据。
下午的时候他打发女同事回宾馆收拾东西兼买机票，我们两个在华强北找了家咖啡店坐了一会。葛林望着马路对面的赛格大厦不无感慨的说：“现在想想，真羡慕你们这些在外面闯荡的人，来去自由，视野开阔，这才叫生活。”
我说：“真正让你来过这种生活怕你又受不了，马路虽宽，楼虽高，可你还不是要拼命挤车，然后回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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