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与小北绝交以后，陈星基本上没在学校说过一句话。课倒还是照常上，只不过早上坐到凳子上，便开始低头发呆，书包都不打开。课间休息的时候，他也出去透透气，活动活动身体。同学们看到他在单杠上一个接一个地做着引体向上，刚开始还饶有兴致地替他数数，但后来也作罢了，因为他做的数量实在太多了，而且每个课间都重复这同一种运动。粗略地算一下，他几乎每天都要做上千个引体向上。这样的机械活动，仿佛仅仅是为了避免关节生锈才进行的。大家也目睹着他的胸大肌、虎头肌和肱二头肌日益膨胀了起来。到后来，他站在一群白白嫩嫩的高中生中间，竟然显得很唬人。
大伙儿倒是希望陈星再和小北打一架。他们猜测，艰苦锻炼的陈星已经有了更加可怕的战斗力，一拳下去，不要说小北，就连一头驴都会筋断骨折。
（bp;但是陈星没有让群众们的愿望实现，每天一放学，他就把书包往肩膀上一扛，头也不回地走了。他离开的架势，好像即将踏上一段千里万里的流浪之路。
回到家里，孤独的味道却更浓了。其实，在学校的孤独并不是真正的孤独，那只是孤立。即便你被孤立了，也有人在看你；而且往往因为你孤立，看你的人反而多了。被孤立有时候倒是一种享受。但家里的孤独是真正的孤独。
陈星的父母都在一所区属图书馆工作。可以说，他们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坚守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格的知识分子。当然，这种坚守也是被迫的。他们没机会和上面的人勾结，也没资格受到下面的人同情。他们的清高是真清高，悲愤也是真悲愤。
为了缓解工资条象征的拮据，陈星的母亲还干了一个本不该是副高职称干的活儿，她每天晚上去一个中学课外辅导班上课，讲初中语文。而陈星的父亲分属图书馆党史研究办，假如有专业的话，则是*主义政治经济学。因为腰肌劳损，他基本什么家务活也不能干，只能坐在沙发里看电视。他不看电视剧，也不看综艺节目，而是习惯一遍又一遍地复习各个电视台的新闻。长此以往，他对每个省份的社会现状都有了广泛的了解，对全世界人民共同的大事则有更深刻的了解。比如一颗巴勒斯坦的炸弹，会随着电视遥控器在他面前爆炸五次。
看新闻时，父亲大多数时间都是沉默不语，双眼目视前方，那表情既像在看，又像什么都不看。他也几乎从不运用*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那些新闻做出评论。这其实就很不像一个知识分子了。
只是别让他喝酒。一旦父亲的手里握着一瓶“牛栏山”牌二锅头，他的眼睛就睁大了，额头也放出了光芒，有时甚至会不顾劳损的腰肌，一下子从沙发上弹起来。对于正在发生的新闻，他也要做出评论了——只不过，那些话仍然不符合一个知识分子的身份，常常是“什么玩意儿”、“这些狗娘养的”、“你们丫的骗谁呢”之类的只言片语。那些短句饱含着冷嘲热讽，轻轻地从他的嘴唇里爆出来。
然而这种时刻，已经是父亲话最多的状态了。在不喝着酒看新闻的时候，你是完全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哑巴，甚至把他这个人都忽略掉的。bp;5。分裂（5）
可以想见，他在单位里，确实已经接近于被忽略的状态了。不光是领导忽略，就连普通同事都忽略他了。有一次下班时间，陈星没带钥匙，就到图书馆去找父亲。父亲在人来人往的走廊里看到了他，就说：“你怎么来了？”
没想到陈星还没说话，父亲身边一位胖胖的大婶忽然“哎哟”了一声，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父子两人疑惑地看着她。胖大婶尴尬地笑了，她拍着自己胸部偏上一点的位置，晃悠着从食堂打回来的一塑料袋馒头说：“我好像多少年没听见你的声音了，突然一听还真吓一跳。”
父亲却鄙夷地看了一眼胖大婶手里的馒头，木然地转过身去走了。在回去的路上，他又说了一句话：“什么人才会往家里带食堂的馒头？就是这种人。”
也可以想象，在被忽略的同时，父亲也在忽略着别人。他甚至可以做到忽略吃、忽略喝、忽略生活中的一切需要。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认为从食堂往家带吃的是庸俗的。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像一个偏执狂一样，也忽略了食堂有馒头这个事实。
因此母亲出去接外活的时候，陈星就要到外面打两碗面条，或者买一袋速冻饺子。他独自吃完，父亲才接过手来，一边看新闻，一边吃剩下的那一部分。看电视的中年男人，胃口似乎可以无限大，也可以无限小。如果陈星只剩下半碗面汤，父亲也会毫无怨言地、缓慢地喝掉它；而有时候陈星的饺子买多了，父亲也可以默不作声地吃下整整两斤。
当夜色渐深，母亲开门回来，父亲便自觉地关上了电视。两个人也不说话，轮流到卫生间去洗漱。一个人先进去了，另一个人则端着塑料脚盆在门外等候。好像他们还生活在集体宿舍。当墙壁里的水管停止轰鸣，他们的一天也就结束了。
而父母与陈星的关系，也早早地变得非常单纯了。这个家庭里的空气，在大多数时间都是僵滞的，两代人之间的交流仅限于传递物品、指派任务和条件反射式的惩罚。如果没有对陈星的文斗、武斗，那么这一家人可能会彻底丧失集体活动。
后来，一度成为地下艺术家的小北这样评价陈星的父母：“他们早就把颓废贯彻到骨子里了。”
然而在陈星的记忆中，他的父母并非一直都是这个状态。否则，他们又哪儿来的热情把他生下来呢？
父母当初都是知青，恢复高考之际，考上大学回了城。父亲上的是哲学系，具体说就是*主义哲学，而母亲则是中文系。他们当时还是相当风光的，据说那时候，只有成绩最好的学生才能进这两个专业。相对于孤独沉默的青年时期，陈星对童年的记忆却是吵闹的——充满了聒噪。别人的父母常常带着孩子到公园去，但陈星的父亲却不，他迷恋于在家里高谈阔论。年仅两三岁的陈星流着哈喇子，满眼芝麻糊，坐在一堆破旧的书籍上，仰视正在挥斥方遒的父亲。除了他之外，别的听众也不少，不是刚入校的大学生，就是工厂里的年轻工人，那些人的情绪就亢奋得多了。
在那个年代，父亲一度被视为一个“思想启蒙者”。当然，跟后来窜到海外的那些家伙比不了，不过怎么着也是几条胡同里知识青年的偶像。他们在一起讨论“人性解放”、“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以及弗洛伊德。据说这个习惯还被当地的治安联防部门“注意过”，但这又是多么值得骄傲的待遇啊！那年头，几乎所有诗人都被定性成潜在流氓犯呢！想看
5。分裂（6）
据说当初父亲分配工作的时候，市商务局还上赶着要他。然而他几乎是得意洋洋地拒绝了，去了图书馆。
只不过随着陈星越长越大，父亲就越来越像今天这副模样了。他们那个松散的思想启蒙小团体迅速土崩瓦解，即使再见面，兴趣点也不在“启蒙”或“*”上了，而是变成了“到广东上点儿货”。有些人真的成了最早下海的人，到西单劝业场摆摊儿去了。当所有人都急不可耐地抓住机会时，父亲本人却在慷慨大方地错失机会。他错过了提拔，错过了调动，错过了改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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